因为坚持处决一名英国毒贩，去年底中英两国爆发了一次外交纠纷。我国的一份外交声明颇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它声称中国民众对毒品走私“极为憎恨”的原因之一是“痛苦的历史记忆”。是的，虽然已过去整整170年，但人们很难忘记中国是在鸦片战争的屈辱中被拖进近代的，而正是英国当时强迫中国进口鸦片。

　　

　　

　　这些记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对许多事物的看法——例如我们很难将鸦片视为一种普通商品，鸦片贸易与其说是商业活动，不如说是一种有组织犯罪。1881年李鸿章曾致函英国禁烟协会说，“中国从道德的立场看待整个问题，英国则从财政的角度”，这一点至今如此，也因此鸦片问题的历史一直是个棘手课题。但过分执着于道德判断，也可能会遮蔽更多复杂多线的历史现实。《鸦片政权》的研究正表明：在一百多年的东亚近代史上，可能没有哪种物品比鸦片更多地与诸多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纠结在一起了，因此它不失为理解那段历史的一个极好切入点。

　　

　　近代世界贸易常常受到某种成瘾性非必需品的强大推动，例如烟草、酒精、咖啡、茶等，均曾给相关国家带来极大的收入增长潜力，并有力地推动了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鸦片无疑也是这样一种物品，只是它非常特殊，成瘾后所产生的社会后果远比烟酒恶劣。鸦片在早期只被视为一种用作镇定剂的普通商品，1799年才被清朝政府列为违禁品。鸦片是当时英国为数不多的在对华贸易中可以保持顺差的商品，因此它不惜一切地保持这种不名誉的贸易。

　　

　　中国近代史上，鸦片的消耗量超过除茶叶之外的任何一项物品。1870年鸦片供应比1970年香烟的供应还要广泛和普遍，而且正如买烟的人一样，当时买鸦片的也主要是底层民众。围绕着鸦片进行的商业活动使整个东亚的资本得以集中起来，并重新分配势力，使中国沿海各省由于外国贸易而逐渐兴起。在所有东南亚殖民地，当时都依赖某种鸦片包税制度(对鸦片的国家垄断)来获得政府收入，

　　

　　这对其经济社会生活都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结构性后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鸦片战争副产品之一的香港之所以能发展起来，也与鸦片贸易有密切关系。

　　

　　但鸦片并不仅仅是像茶叶这样“道德中立”的普通商品，它的毒害是一个显见的事实。它不仅是中国近代走向经济破产和政治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形象。殖民列强先是将鸦片输入中国，随后却又认为吸食鸦片是一种“中国传来的恶习”，舶来品竟成了中国文化的负面象征。本书中近代日本人态度的转变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典型：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起初同情邻国的痛苦遭遇，后来却逐渐公开对中国人沉迷鸦片表示鄙视，由此滋生出一种敌意和轻蔑，以及想从中渔利的渴望。

　　

　　在晚清之际，中国政府对鸦片控制不力被列强视为中国“人种”上的劣根性，这种观点深深地刺痛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灵。基督教传教士以及士绅精英都卷入到反对鸦片的斗争中来，到1906年，英国议员也意识到鸦片贸易“道德上不可原谅”，并最终促成在几年后终结鸦片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