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对鸦片怀有如此的愤慨和羞耻。这个轻飘飘的东西，从贸易到战争到最终摧毁了帝制中国，而且还建立了以鸦片贸易为基础的殖民帝国体系。

　　

　　多少年来，鸦片往往与孱弱的中华民族一体相连。鲁迅也无奈地指出：“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正如有人质疑，鸦片流传世界从西到东，为何独害中国？许多国家都成功地禁绝鸦片烟，为什么中国屡禁不绝？

　　

　　鸦片到中国海岸，中国有一个加工分销的商业网散播，有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吏网保护它，有一个有闲有钱的阶层消费它，有一个普遍绝望悲观、逃避现实的社会心理为它提供了需求的精神背景。

　　

　　英国用“药品”指鸦片，知其害却遮蔽其害，中国以“烟土”指鸦片，表现出其害却又拿它没办法。道光时代，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禁烟历史了。但严刑酷法之下，却屡禁不止。林则徐钦差南下，动真格禁烟，委实令英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既没有意识到英国人贩烟的罪恶，也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真会禁烟。中国人也没有想到大英帝国竟会为奸商的不法生意而出兵外洋。

　　

　　随着中国禁烟，中英冲突加剧;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英国出动远征军，战争爆发了——鸦片关联起世界两端两个帝国的兴衰，而且最终导致了一场改变帝国的命运也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

　　

　　

　　

　　瘾品影响历史的进程并不仅是鸦片改变中国历史这一例，作为软性瘾品的茶也同样改变了大英帝国的历史，而引起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则更说明了问题。

　　

　　有人说，近500年来的现代世界是“瘾品或毒品”造成的。在20世纪的城市中，人们抽烟、喝酒、喝茶、喝咖啡甚至吸鸦片，过着500年前最富有的人都无法想象的生活。

　　

　　世界上使人服用可以改变精神状态的致幻物非常多，但只有酒、烟草、咖啡、茶、巧克力、鸦片、大麻有限的几种成为全球生产的东西。在美洲，古柯随处都是，但是，欧洲人去了，把它带回欧洲，提炼出可卡因，然后再弄回美洲，结果就成了灾难。这不仅改变了数十亿人口的日常生活，也连带影响了环境。

　　

　　人类追求精神放纵的本能与近代世界形成的关系——瘾品改变了历史。

　　

　　19世纪以来，瘾品的管制和弛禁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现代世界的形成。今天社会上大量的走私、黑帮、艾滋病、跨国犯罪等现象有很多是瘾品管制的直接后果。看看电影《教父》中考利昂家族凭借着禁酒令发家，形成一个庞大的黑帮王国影响到纽约的正常生活就不难想象。今天美国、东南亚、南美哥伦比亚等地的禁毒工作差不多仍在重复过去的历史。

　　

　　综观人类使用瘾品的历史，在新航路开辟之前，世界各地的鸦片、大麻、古柯一类的瘾品一般都是某个文化的致幻性圣物和药品。处置它们是祭司、婆罗门僧侣或者巫师们的专利，危害实在有限。当商业化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人类就很难找到控制瘾品的方法。尽管今天的社会有很高的物质文化，但在精神领域并不比前人高明。

　　

　　

　　在世界近代，中国曾经博得了一个别致的称号——东亚病夫，“病夫”的表面含义是指当时由于民生的贫穷和鸦片的流毒使人民的体格赢弱不堪，从深层的意义上讲，病夫的“病”是指思想的愚昧和人格的猥琐。

　　

　　鲁迅曾经立志从医，想以此拯救人民的体格，但后来他发现人民需要拯救的并不单单是体格，精神的觉醒更为重要，所以毅然弃医从文。

　　

　　中国人的“病史”由来已久，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已经种下病根儿，而且它被后世所发挥的又着重于复古、礼教等糟粕的一面，所以当封建专制体制彻底被鸦片渗透时，整个政治舞台就变成一张巨大的鸦片烟榻。

　　

　　鸦片流毒成为中国3000年未有之祸，上自官府缙坤，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1906年，估计吸毒人数为1500万，临解放时已达2000万(约占总人口的4%)。

　　

　　从表面上看，鸦片烟馆作为公共社交场合，类似于英国的茶馆。实际上，坐而饮茶与卧而吹烟，作为公共活动，其社会功用完全相反。茶馆结构的公共生活是积极的，入世的，可能酿成公共舆论与民主力量，而烟馆结构的公共生活却是消极否定的、出世的。

　　

　　鸦片在唐宋间进入中国，最初是作为药品。鸦片作汤药饮用，在唐宋时代的中国，其使用阶层大概仅限于上流社会与文人雅士间。鸦片的文化意义的转变，在历史中的关键环节是从饮食到吸食，从药品到奢侈品再到大众消费品。

　　

　　吸食毒品成了民间的常态，不堪忍受摧残的妓女，吞鸦片自尽的例子很多。名妓赛金花，一生嗜鸦片，由于烟花岁月长期纵情无度，几遭丧夫打击，又吸毒成瘾，赛金花晚年贫病交加，瘦骨难支。

　　

　　一个民族在鸦片中沦丧，即使是后来的甲午战争，还有士兵鞍上挂着鸦片烟枪，手里端着鸟笼，吐出嘴里的食物喂鸟，然后奔赴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