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小柠历时两个月，深入金三角毒品主产区佤邦，与烟农、毒枭零距离接触。见证2005年佤邦罂粟的最后一次盛开，深入佤邦几个村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她直面鲍有祥，质疑禁种之后的佤邦。文中许多素材是首次公布，展现了毒品链发端处的烟民、政府官员和在佤邦寻找自己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

　　在佤邦联合军总司令鲍有祥的许诺下，今年二三月将是罂粟花的绝唱。由于每年九十月是罂粟的播种期，次年二三月花开、结果、收成，所以，在完成这次收成之后，9月将不再允许播种。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后，佤邦政府会像承诺的那样不再有罂粟存在吗？那些世代种植罂粟的人，在禁种之后将如何维持生计？

　　我们在2月24日走进佤邦，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将镜头对准了最后的罂粟花，毒品链发端处的烟农、政府官员和在佤邦寻找自己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还原一个真实的佤邦。

　　年平均收入不到450元

　　金三角，是全球最大的罂粟种植区和毒源区，每年向全球毒品市场供应上千吨鸦片等毒品。中国境内98%的毒品来自那里。

　　广义的金三角包括缅甸掸邦和克钦邦的一部分、泰国北部清莱府、帕耀府和清迈、难府、南邦、夜丰颂等府的一部分，以及老挝的南塔省、波乔省、乌多姆赛省、沙耶武里省、琅勃拉邦省和万象省的一部分，面积约为15—20万平方公里。

　　在鲍有祥统治下的佤邦位于金三角腹地，是真正的金三角所在地，也是大金三角最具影响力的区域。它的行政名称是缅甸掸邦第二特区，由南、北两块地区组成。北面地区位于缅甸东北部，约在北纬22O—23O，东径98O—100O间。东北面与中国云南省临沧地区的耿马县、沧源县，思茅地区的澜沧县、西盟县、孟连县、西双版纳州的勐海县接壤。北面与缅甸第一特区(果敢)相连。南面与缅甸掸邦第四特区相邻。西面至缅甸第二条大江——萨尔温江(怒江)，与滚弄、当阳等城镇隔江相望。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万。南面地区与泰国接壤，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万。

　　金三角大部分是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区，非常适合罂粟安家落户。并且丛林密布，交通闭塞，三国政府鞭长莫及，都为种植罂粟提供了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气候等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金三角”一半以上的可耕地用于种植罂粟，有些地方80%以上的土地都种植了罂粟。

　　由于金三角地区的鸦片质量上乘，多被加工成精制毒品海洛因，“双狮绕地球牌”东南亚海洛因已经成为高质量海洛因的专用名词，销往世界各地。10公斤鸦片在原产地售价17000-20000元人民币，可提炼1公斤海洛因。1公斤海洛因在当地售价30000人民币，走私到中国云南，上涨至40000-60000人民币。再走私至上海、广州、北京售价变成100000-150000人民币。在香港，1公斤海洛因售价是500000港币。在美国，则是800000-1500000美元。巨大的中间利润驱使许多人走上武装贩毒的道路。

　　然而鸦片之下的生活却陷入恶性循环，佤邦的大多数人却至今未能解决温饱问题。联合国禁毒署于2002年在佤邦勐波县的调查表明，该地区每户的年平均收入仅56.12美元，相当于发达国家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

　　“南佤种不出鸦片，只能种粮食”

　　2005年，是佤邦政府承诺全面禁种的最后一年，也是佤邦政府的多事之秋。缅甸政府一直力挺鲍有祥的钦钮将军突然被免职后不久，佤邦联合军副总司令李自如在2005年1月由于心肌梗塞暴毙。

　　李自如到佤邦之前是中国云南的一名共青团员，佤邦民间都认为他是佤邦政府里最聪明的人。在缅共，李自如升职很快。李自如和鲍有祥相识于1972年，那时两人都是缅共的低级军官，自李自如得势后，对鲍有祥有知遇之恩，提拔当时受排挤的鲍有祥担任中部军区的副司令。1989年兵变后，李自如审时度势，拥戴佤族头人的儿子鲍有祥成为佤邦之首。

　　2005年对于鲍有祥来说，内忧外患交集。1月下旬，鲍有祥和兄长鲍有义(南佤军区总司令)、弟弟鲍有良(佤邦勐冒县县长)、鲍有华(原佤邦中央警卫团团长)及魏学刚(被美国悬赏200万美元全球通缉的世界12大毒枭之一)四兄弟一起，被美国纽约法庭缺席审讯通缉，他们被控生产海洛因和安非他明，及将之贩卖到美国及全球多国，并以看似正当的生意掩饰其贩毒活动。美国当局表示，这八人打着“佤族独立”的旗号，进行毒品走私的勾当。

　　双重压力之下，逼迫鲍有祥必须把禁毒进行到底。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强调佤邦禁毒的决心从未动摇过，他希望所有人都看到，种植罂粟的烟农生活并不像外界猜测的那般富足，相反是在贫困中挣扎，所以他要将北佤高寒山区的烟农移民至良田沃土的南佤，是希望这些人能从此断绝和罂粟的依赖关系，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我把他们集中在南部平原，供电、供水都方便，好请老师，好组织，好开会，好通知。我们以前就像猴子一样，那老远一家人你都找不到他们谈话。走在路上一淌汗，心情都没有了。这不行，要改变。南部种不出鸦片，他们只能种粮食！”

　　1999年，佤邦政府在鲍有祥的决策下，实行人口南迁计划，把北部高寒山区的部分种植罂粟的烟农强行迁到南佤。将原来散居的人口集中起来，免费发放粮食种子，教烟农种植粮食，并在南佤大量开辟替代罂粟种植的橡胶园和果园。被南迁的烟农都是原本在北佤生活极其困难的。这个举措后来备受烟农们感激，这些在北佤种一年粮食只够吃半年的人，来到南佤，种一年粮食可以吃两年，吃不完的可以卖给政府。

　　但这个南迁工程也是毁誉参半，美国媒体指责用枪迫使正在地里劳作的烟农离开家园的行为是惨无人道的。并且，由于路途遥远，习惯山区生活的烟农来到平原后，伤寒、痢疾流行，有约1500人丧生。美国媒体更认为，南迁工程是佤邦政府为了获得与泰国更多的接触面，以便倾销冰毒。

　　对于国外媒体认为南迁不人道的指责，鲍有祥毫不顾忌地说：“烟农南迁的费用平均是每人2018元人民币。这对于佤邦政府来说，是一笔巨款。10多万儿童只有25000千人在受教育，政府没有钱资助，家庭无力供养。卫生、交通也面临同样困难。”顿了一顿，鲍有祥说，“我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同情。”

    罂粟属罂粟科草本植物，可以提取鸦片、吗啡、海洛因等多种毒品。据说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在小亚细亚及地中海东部山区发现了野生罂粟，公元前1500年前后传入埃及，公元初传入印度，公元6—7世纪传入中国。

　　唐代称鸦片为“底野迦”或“福寿膏”，完全是一种“舶来品”。18世纪70年代，葡萄牙人首开鸦片贸易，但规模不大。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并在1780年由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印度鸦片总代理权，鸦片输往东方的数量猛增，由此也拉开了西方殖民者在亚洲贩毒和种植罂粟的序幕。

　　从1824年到1885年，英国先后3次发动侵缅战争，最终使缅甸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与英印殖民统治地区逐渐连为一体。与此同时，英国人将其先进的罂粟种植技术和鸦片加工、吸食方法传入到上缅甸，罂粟种植在这一地区迅速传播开来。

　　随着跨境民族之间经常性的迁徙和流动，罂粟种植从缅甸传播到泰国和老挝，从而形成了毒品生产的“金三角”。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缅甸建立的罂粟种植基地，成为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个“鸦片王国”。

　　从19世纪中期到现在，种植罂粟是“金三角”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从某种程度上讲，罂粟的大面积种植改变了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结构，他们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金三角”地区历来缺医少药，不具备最简装的医疗条件，而鸦片有治病镇痛的效用，于是食用量随之增多。而大批贩毒者的到来，更导致了“金三角”一半以上的可耕地全部用于种植罂粟，有些地方80%以上的土地都种植了罂粟。

　　白塔寨没有方便面，只有罂粟

　　100多年前，英国把鸦片的种子带来白塔寨，手把手地教会当地人种罂粟，从此罂粟在这片温暖干燥的土地疯狂蔓延。

　　100多年后，当地已经演变出一堆复杂的鸦片计量单位，同时却不能靠种鸦片填饱肚子。白塔寨的李思美没见过方便面，她的女儿梦想却是去邦康打工。

　　距佤邦首府邦康20公里，有一座英式佛塔，当地人叫白塔，古塔的所在地就是白塔寨。100多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把鸦片的种子带到缅甸北部，在原有的塔林前修建了英式前厅，手把手地教会当地人种罂粟，从此罂粟在这片温暖干燥的土地疯狂蔓延。

　　当我们到达古塔时，大片的罂粟地已经摇曳着嫩绿肥硕的果实，白色、红色、粉色、紫色的罂粟花星星点点间在地里，远处的两株大树，像情人互相依偎在罂粟地和天交界的地方。正在收割罂粟的佤族老太太唱起了即兴的歌：“鲍有祥来了，我们有地种了。鲍有祥来了，我们种大烟了。收大烟的人来了，我们可以换米了。太阳下山了，我还没吃饭呢。太阳下山了，我要回家去了……”

　　除了罂粟，被过度砍伐的山上最多的就是一望无际的白色野花，那是被当地人称为“飞机草”的紫茎泽兰。这是日军侵略缅甸失败后从飞机上撒下种子，这种见地疯长的植物很快抢走了土地中所有的养分，邻近的植物都因为没有养分死去。而飞机草本身是一种没有任何用处的植物，它甚至有毒，连动物都不吃。它以用惊人的繁殖速度扩散，所到之处，土地变得贫瘠。

　　穷困的佤人在这块片饱受蹂躏的土地上和飞机草较量多年，也无法阻止它的蔓延。云南林学院有个如何消灭飞机草的课题，研究了几十年，却无能为力。但就是这样贫瘠的土地，罂粟顽强地在飞机草丛中划出自己的地盘，靠着烟农的悉心照料，盛放出绚烂的恶之花。

　　一块指头大的鸦片膏换一碗米干

　　尽管现代已经有很精确的秤，但佤邦的鸦片交易依然按照传统，用自制的天平称。一边放鸦片，一边放砝码。而砝码则千奇百怪，通用的是英国殖民时期发行的银元，叫老盾，铜制的小怪兽。在佤语中被称作“KANG SI”的也是砝码。一号干电池、AK-47步枪子弹都是砝码。

　　鸦片的计量单位是“拽”、“抗”、“夹”。1拽＝10抗＝100夹，一拽＝1.625公斤，一个半老盾和一发子弹都是1夹，两个一号干电池是1抗，一个大KANG SI是2抗，小KANG SI是1抗。由于这些复杂的计算单位，计算鸦片重量就变得复杂麻烦起来，时常看见交易双方煞费心思地在数子弹和老盾的数目。

　　罂粟被当地人称为“大烟”。他们将刀片磨到很薄，把四块刀片捆在一起，在成熟的罂粟果上轻轻划开，乳白色的罂粟浆液便流出来，等到第二天浆液干了变成褐色，便用特制的弯刀刮下来，这就是生鸦片。每个果只能刮下小指甲盖那么大一点。

　　白塔寨的罂粟是我在佤邦看到长得最大的。烟农们把鸦片沾上唾沫，一点点聚少成多地捏成块，用罂粟花瓣或叶子包起来。烟农们衣衫褴褛，几乎人人都赤着脚在地里干活，包括小孩，他们没有足够的鞋子穿，因为从事繁重的收割让他们双手变得粗糙，指甲缝里满是泥垢。

　　尽管不是第一次见到罂粟花，但眼前的场景还是让我睁大了眼睛。清澈的花瓣、嫩嫩鼓鼓的果实，不断灌到DV麦克风中的风声，佤族女人收割时脸上欣喜的表情，远处地里看守罂粟的窝棚，纯洁得让人无法联想鸦片之后的罪恶。妖艳的花已经被赞美得太多了，这些清风中摇曳的最后的罂粟果对于烟农来说，才是实在的物件——收割后的生鸦片可以直接拿到集市上去换钱，一块指头大的鸦片膏可以换一碗米干(类似米线的一种当地食物)，市值3块。这样的米干我在早上吃过，很快就饿了。

　　对于陌生人，他们对我们报以甜蜜纯真的微笑，罂粟浓烈的味道弥漫在山间，那不是被很多人用陶醉的表情赞美的异香，而是令我窒息的化学药品味。在以后的时日中，我不断闻到这样的味道，在烟农家里、在富人家里、在集市、在公共汽车上，甚至，在自己的衣服上——地里的罂粟浆液粘在我的衣服上，像鼻涕，衣服洗过后，浆液留下了浅褐的印记，像没洗干净的粪便。

　　一天能卖三十块米干

　　我们认识了一个叫李思美的汉族女人，她是偌大的罂粟地里唯一能不说佤语而说汉语的人。其他人都是佤族人，无法交流。

　　李思美的家在离古塔7公里远的登俄乡，因为她家的罂粟收成太差了，就在古塔下面2公里的白塔寨开了一间杂货店。李思美每天往来于家和白塔寨之间的山路上，把当地产的红米从家里背到寨子，和女儿美心一起用石磨磨成米干，调味时放上舂过的罂粟籽。

　　李阿姨的杂货店里除了卖米干，还卖一些低档的香烟和食品。每天傍晚，收割完罂粟回家的佤族人，便来这里买一点东西。

　　现在正是收割鸦片的旺季，李思美的杂货店窗口放了一只天平，那是称鸦片用的。因为寨子里的人通常等不到五天一次的登俄集市，就来店里用鸦片换米干。李思美说，其实这个小生意也只能做收鸦片的这3个月，过了6月，大家手上的鸦片基本出手了，也没有余钱，杂货店的生意就不用做了。

　　关于禁种罂粟的将来，她没有想法。她想得最多的是第二天要赶集，今天得多做点多少米干，晚上背回家，第二天好拿到乡集上去卖。

　　李思美和美心在加紧做米干，而她的丈夫却躺在床上睡午觉。佤邦就是这样，女人们要干繁重的体力活，男人却可以坐享其成。

　　白天，寨子里的人都出去割大烟了，寨子里只剩一群群光着屁股赤着脚吊着鼻涕的孩子。四五岁的孩子已经要带比他更小的孩子了，背上背着婴儿，手上还要牵一个能走路的。这些孩子露在外面的脚老茧丛生，即使在坚硬粗糙的地面上来回奔走也不觉疼痛。

　　阳光很猛烈，美心使劲转着磨盘，把加水的红米磨成米浆。她的母亲则在茅草搭的小卖部和磨盘间来回奔走，把磨好的米浆端到草屋中做成米干。草屋中烧柴的烟雾很大，我们在门口都被熏得睁不开眼，但是李美思一家的生计就在这间小屋中。

　　李阿姨有5个孩子，美心13岁了，上到小学五年级，家里实在没钱，只好不去学校了。她的房间里贴了很多明星贴画，她说她最喜欢潘纬柏，因为潘纬柏的歌很好听。然后她又说起谢霆锋，觉得谢霆锋长得并不好看，单眼皮，眼睛又小，她喜欢大眼睛的男孩子……你很难想象，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满地跑着因为营养不良和蛔虫而腹胀的小孩，他们的脸永远没有洗干净并且干裂，而一个半大的姑娘却熟练地评论着她喜欢的明星。

　　占有了过多资源的城市，制造的流行文化时常被人唾弃，在这个被世界遗弃的角落却抚慰了一个对生活充满渴望的女孩的心。美心没有表现出对明星生活的羡慕，因为她并不知道明星的生活有多奢侈，她只是把这些明星当作艺术品来欣赏。她也没有想过以后，她说想多了也没用，也许有一天会去闯江湖。我不知道她所说的这个江湖是什么。我问她，会不会去邦康打工，她想了想说，也许吧。

　　这里打水的地方很远，水都是从山下挑来的，但美心仍然用大刷子蘸了肥皂，把她那双尼龙布凉鞋洗得干干净净，小心地晾在草屋顶上。

　　李阿姨不识字，也不会算账，所以不知道家里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只知道一天卖米干能卖到三十块。她见我们的方便面，说她没有吃过这种方便面，问可不可以吃一袋，她可以用米干来换。

　　我很心酸，却无能为力。美心和妈妈只是其中一份，还有很多人在过跟她们一样的日子，这种日子没有尽头，她们不知道为什么，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