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秋天清朝廷发布禁烟诏令之后，特别是1907年冬天《中英禁烟条件》签订之后，禁烟运动在全国各地蓬蓬勃勃展开。在这次禁烟运动中，清朝各级官员在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支持下，不仅制订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规，规范各种禁烟禁毒行为，而且采取多种措施，雷厉风行地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使禁烟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得到了中外舆论的一致好评 。面对中国的富有成效的禁烟运动，当时在华的英国传教士、鸦片商、外交官和各种背后的利益集团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是帮助还是阻碍？这些问题在既往的研究中，由于缺乏必要的英文资料，尚未得到明确的答案。笔者最近查阅了英国外交部当年保存的机密通信文件，深深感到这既是一桩充分反映英国鸦片商人及其政府唯利是图的典型的外交谈判案例，又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殖民主义的反面教材。

　　一、英国鸦片商的请求与外交官的连番抗议

　　清末禁烟运动不仅在内陆省区开展得蓬蓬勃勃，而且在沿海地区亦富有成效。面对中国的禁烟运动，长期从事毒品贸易发了横财的英国鸦片商，不仅对于自己所犯下的罪恶行径没有丝毫的忏悔和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为了扩大鸦片贸易利益和延长鸦片贸易时间，对于中国官员的禁烟措施横加指责，唆使英国外交官干涉中国禁烟行政，试图制造摩察，再次挑起一场中英之间的新的鸦片战争，重演历史闹剧。

　　（一）关于两江总督取缔非法的“鸿春行”的抗议活动

　　按照《政务处禁烟章程》第五款和《民政部稽核禁烟章程》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在禁烟期间所有鸦片烟店必须领取政府执照，方准营业；领取执照的鸦片烟店必须将每月营业情况报告主管衙门；各地官员迅速清查鸦片烟店数量，按照注册数量每年关闭一定比例的鸦片店，届满，全部关闭；各地成立鸦片公行，负责查缉鸦片走私和征收鸦片税厘 。为了便于执行，地方政府机关根据上述规定又分别不同情况制订了实施细则，例如，江南新订《土市公行章程》规定，“各府州县应设土市公行，为土市之总汇，担任查土报税事宜。凡零星土店，只准向土市公行批发售卖，不准私向乡户收土及出境贩运，并不得接收外来大宗贩运烟土贸易。”“土市公行及土店，均应到官请领营业执照。” 再如，《广东全省禁烟事宜章程》规定：以半年为一期，定期清查鸦片烟膏店，鼓励尽早停止鸦片生意，发现违章店铺，立即吊销营业执照 。采取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把鸦片的运销纳入政府的有效管理体制，都是为了根除毒害。由于沿海地区主要消费的是印度鸦片，各地官员在禁运和禁售鸦片方面遇到了英国鸦片商和外交官的各种阻难。

　　1909年春天，江苏遵照《政务处奏定分给牌照章程》第五条规定 ，开始在本省推行牌照制度，通饬各属实力奉行，“务使膏土各店非有牌照不能售烟，吸食之户非有牌照不能购烟，渐收勒限减瘾之效。” 江苏推行牌照制度半年之后，一家名为“鸿春行”的鸦片行在南京开始挂牌营业，招揽鸦片生意。这家鸦片行既没有从事鸦片营业的历史，又没有得到官方的批准，分明是一家黑店，理应受到取缔和惩罚。“鸿春行”的老板——郭云敬之所以敢于顶风作浪，敢于违反国家法令，公开挑衅地方官府，是因为得到了英国鸦片商——新沙逊洋行（Messrs E. D. Sassoon & Co.）的公开支持。在“鸿春行”被查封和郭云敬被逮捕之后，新沙逊洋行的老板开始四处活动，他一面宣称，“鸿春行”是新沙逊洋行的合作伙伴，中国官员查禁“鸿春行”的零售鸦片业务，就是侵犯英国人的鸦片批发生意；一面请求英国驻南京领事和驻北京的公使出面抗议中国官员的查禁行动，要求两江总督立即释放郭云敬。

　　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Sir J. Jordan）尽管意识到中国的法令只是对本国鸦片零售生意的规范，并非干涉英国进口商与中国购买者之间的批发贸易 ，利用这一事件抗议和阻挠中国的禁烟法令，“是不公平的”。但他还是多次出面督促中国官方，要求立即释放“鸿春行”的老板 。

　　清外务部得到两江总督的答复，认定郭云敬“故意违反法令”，“鸿春行”应当被查封，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朱尔典的要求。这一事件的最终结局是，“鸿春行”老板表示认罪，签字同意没收其鸦片并保证不再重新开业，朱尔典也不再坚持该店可以重新开业的情况下，南京当局才将郭云敬释放 。

　　（二）对于《杭州鸦片烟膏店牌照章程》的抗议活动

　　类似南京英国鸦片商抗议中国官方取缔“鸿春行”的事件也发生在浙江省的宁波。1909年，以禁绝土产鸦片为主要目标的浙江禁烟运动达到高潮。秋冬季节在全力铲除罂粟幼苗的同时，浙江巡抚增韫开始推行严格控制吸食鸦片的牌照制度。“实行凭照、牌照办法，遴委干员，分赴各属会同官绅，编定土膏店铺及烟籍人数，给发凭牌。所有大小膏店勒令归并，不准他项店铺零星带售，俾销数有可清查，庶吸烟者日渐减少，将来刻期禁绝。” 根据这一精神，浙江禁烟总局制订了《杭州鸦片烟膏店牌照章程》十条，要求在全省实施 。很明显，采取这一措施，既是合理的又是合法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彻底禁绝本省的鸦片吸食现象。但是，这也遭到英国鸦片商和外交官的蛮横指责和干涉。

　　1910年4月18日，新沙逊洋行在上海致信英国驻宁波代理领事巴尔（Acting Consul Barr）说，浙江巡抚增韫下令关闭宁波城以外的所有兼营商品和鸦片的行店，这一举措伤害了他们的利益，请求出面干预 。巴尔一接到大鸦片商的来信，认为“这是对英国贸易的严重歧视”。便向宁波当局发难说，从新沙逊洋行那里得知，禁烟局拒绝向宁波城外兼营商品与鸦片的店铺发放牌照，这伤害了新沙逊洋行的合法生意。他蛮横要求禁烟局为已经禁止营业的行店重新颁发牌照 。宁波领事的这一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官员的拒绝。英国代理公使麻穆勒（Max Muller）得知这一消息，认为巴尔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政府的观点相背离，因为在此以前英国外交官从未对中国官方通过颁发牌照控制零售市场的权利表示过怀疑。因此，麻穆勒制止了巴尔的抗议，并将这一事件的公文呈报给伦敦外交部，得到了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