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华北地区是日本大力推行“鸦片毒化政策”的着力重点。山西又是整个华北受“毒化政策”影响最严重的省份，河北的毒情也不乐观。面对如此严重的毒情毒况，在晋冀鲁豫边区临时会议上，中共中央北方局明确提出了“反对敌寇奴化毒化政策”的任务，并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加以规定。随后，各根据地相继出台了《晋冀豫边区毒品治罪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查获烟土暂行办法(试行)》《太岳区禁烟处罚暂行办法草案》等一系列法令法规，加强对烟毒问题的依法打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1月5日颁布施行的《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中规定：“吸食毒品或有其他不良嗜好竟屡劝不改者，他方得请求离婚。”把夫妻一方染有吸毒恶习作为对方可以提出离婚的法定理由，既可以保护对方的合法权益，又可以督促吸毒者戒除毒瘾，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晋冀鲁豫边区在禁烟禁毒中采取内外结合的措施。外线禁烟禁毒主要由岗哨、税卡、公安局检查站等边防机构完成。这些边防机构集中设立在同游击区的交界地或者各县通往敌占区的要道上，主要任务是稽查过往货物，对毒品贩运进行查禁，凡查获鸦片、吗啡等违禁品时须将人犯及物证一并送交当地县政府处理。内线禁烟禁毒在边区政府民政厅的统一领导下，由各区的地方税务局、公安局、工商局，各县政府及其他政府部门执行。

　　

　　在边区政府禁烟禁毒政策法令的指导下，在边区民政厅的直接领导下，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禁烟禁毒斗争，在所辖各区各个地方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9年，中共平遥县委领导群众开展了打击贩毒、吸毒斗争，组织县公安队与区武装，追捕贩毒者，没收其毒品；动员军、政、民500余人，查毁大烟苗500余亩；并以抗日民主政府名义通令有关地方设立戒毒所，强制吸毒者入所，限期戒毒，受到群众拥护和支持。山东冠县于1940年5月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后，大力宣传、积极开展禁烟肃毒工作，打击贩毒、吸毒聚赌、嫖娼者。1940年，中共山西省平顺县工委成立后，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加强了禁毒戒吸的工作力度，两年内共查获鸦片203.4公斤，对300余名吸毒者进行教育并强制隔离戒毒，捉拿毒贩70余人收监劳教。

　　

　　山西屯留县交川抗日编村村长赵文选，对所辖编村的吸、贩“料面”者进行登记造册，查堵毒源，召开禁毒动员大会，吸毒者、贩毒者及家属都写了保证书，形成了政府、吸（贩）毒者、家属三位一体的禁毒体系，并办起了禁烟所。

　　

　　太谷抗日根据地自1942年6月起，开展了打击贩毒、吸毒的禁毒运动。抗日政府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禁烟禁毒政策法令，揭露日军推行毒化政策的险恶用心和毒品危害的严重性；对根据地的大毒贩进行严厉镇压，对小毒贩进行教育并处以重罚，对吸毒者实行隔离审查，严查毒品来源，从而打掉了一个又一个吸贩毒链条。例如，抓获了冀村“疙捅五”、董村“羊胡四”等大毒贩，判处徒刑，重科罚金；迫使北阳村的“长腿三”、太谷城的“蚰蜒五”等大毒贩中止了贩毒。为了堵住外来毒品的输入，严密封锁了毒品流向根据地的“门户”，同时，组织县基干队和民兵深入敌占区，大量毁坏种植的罂粟。太古抗日根据地还在各村成立戒毒会和反毒会，戒毒会由吸毒者组成，自我管理，互相监督，各找保人订约，限期戒毒；反毒会以吸毒者为帮助对象，直至彻底戒毒。到1943年底，太谷根据地的吸、贩毒行为基本上得到禁绝。

　　

　　边区其他各根据地也都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查毁罂粟苗、抓获大烟贩、没收鸦片烟、重处罪大恶极的烟毒贩，对吸食毒品者进行教育并强制隔离戒毒。总之，在晋冀鲁豫边区进行的禁烟禁毒活动取得了显着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