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久璀璨的文明史上，没有第二种商品曾经像鸦片那样，震撼过这个古老国度的根基，并给她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与耻辱。时至21世纪的今天，毒品仍是困扰中国发展、危及社会秩序、损害民众健康的重大社会问题。

　　中国古代的毒品

　　中国并不是罂粟的原产地，鸦片罂粟（PapaverSomniferum）及其制品传入中国，开始于唐代。《旧唐书》载：“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遣使献底也伽”。经过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以及中国学者岑仲勉等的研究，“拂霖”是伊兰语Frwm、突厥文Purum的译音。“拂霖”也称大秦，也就是东罗马帝国，其中心位置约在今叙利亚。唐代时候，由于阿拉伯人的大举扩张，拂霖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

　　“底也伽”，古音为teyaka，是当时西方世界的珍贵药品。根据阿拉伯历史学家的研究，上等的“底也伽”产自伊拉克的巴格达。西方自古就认为“底也伽”是万能的解毒药，这种由600种物质混制而成的丸状药，可缓解除了蝮蛇毒以外的一切毒物之中毒。“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鸦片，它是古代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的。乾封二年（667年）阿拉伯使者向唐代的皇帝贡献“底也伽”，为文献上可以找到的鸦片进入中国之最早记录。阿拉伯人在贡献“底也伽”的同时，也将罂粟送到了中国。不久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罂粟了。成书于唐开元时期（714－741年）的《本草拾遗》，是罂粟被写入中国药典的最早记载。但是，在阿拉伯世界被视为圣品的“底也伽”，到了物产丰盈、珍品云集的盛唐，似乎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它只是为体系博大而内涵深邃的中华药库增添了一味良药，仅此而已。

　　到了宋代，中国的医家已开始尝试用罂粟来治病消灾。明代的王玺在一本叫作《医林集要》的书中记载了中国最早的制作鸦片的方法，当时把鸦片通常称作“阿芙蓉”。“阿芙蓉”一词是从阿拉伯语Afyun音译而来的，而“鸦片”一词的直接来源则是英语Opium，其同义词还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别称。最常用的是“鸦片”一词。综上所述，中国人知道罂粟至少已有1300年的历史，懂得罂粟的药用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而会制作鸦片也已有500余年的历史了。

　　明代时，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乳浆制作鸦片，但鸦片主要还是来自于国外。当时的东南亚一带，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导，多种植罂粟。《明会典》记载：暹罗、爪哇、榜葛赖等地多产“乌香”，这个“乌香”就是鸦片，东南亚一带时常将“乌香”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皇帝。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八方来朝、国力强盛的封建帝国，四野的朝贡、奇珍的献纳，再加上太平盛世的观念，宫廷中迷漫着奢侈、纵欲的风气，鸦片正是在这种追求享乐的氛围里成了贵族们热衷的“神品”。鸦片特有的醉生梦死而飘飘欲仙的舒畅感，令朝廷贵族为之倾倒，甚至连皇帝也不能免。如万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个开此先例的“鸦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长年不视朝政，究其原因，就是“中乌香之毒。”

　　清代中期以后，各地民众已知罂粟果制鸦片之法，因此，为生产鸦片而种植的罂粟，便在各地普及开来。但鸦片之祸，主要是英国确立对华实施鸦片大规模走私政策而兴起的。

　　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

　　清中叶后，为了平衡英国的对华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了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政策，于是，英国商人将在印度生产的鸦片大量运输至广州一带，中国各地烟毒日炽，吸食者增加到200万人。中英之间关于鸦片贸易的冲突，终于酿成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被迫签定了《中英南京条约》，但条约并没有写明如何解决战争爆发原因的鸦片问题，鸦片走私不仅没有被禁止，反而如潮水般地涌人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鸦片被称为“洋烟”而“合法”进口，这样，烟毒更加严重。在19世纪80年代，“洋药”进口每年为10万箱，达到了最高潮。

　　与此同时，罂粟种植与土烟生产在士大夫们“稍分洋烟之利”的口号下也剧增猛长。到20世纪初叶，在多难的中国近代史上，又添上了几个苦涩的纪录：罂粟种植最广，鸦片产量最多，吸毒人口最众。尤其严重的是，鸦片与吸毒并非仅是一般的社会问题，它是西方与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纠结点，也是清朝财政的重要来源。它深刻而全面地侵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影响着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民生活。到了民国时期，因政令不一，割据盛行，中央和地方的军阀为扩大地盘，竞相纵容并鼓励种植罂粟，形成军阀武装——地盘——鸦片的恶性循环，以至百业凋敝，田土荒芜，烟馆遍地，民不聊生。

　　问题还不仅如此。在那个时代里，毒品成了市场流通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商品之一，鸦片与黄金同价，可充当一般等价物，烟土被称为“黑粮”；吸毒成为全民族16.8％人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50％以上的中国人的生计、生活不同程度地依赖各类毒品，而五花八门的烟税更是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罂粟种植地、鸦片运输通道和丰厚的烟税而连年混战。在百年近代史上，毒品的影响力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众生活等社会各个领域，以及官僚、士兵、商人、知识分子、学生、农民、城市劳动者等社会各阶层。毒品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机体上的一个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