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索边境地区男性青年吸毒的危险因素。方法:断面调查基础上建立回顾性队列,观察期为1991年1月1日至1994年8月1日。被调查对象人口学和行为方面资料采用匿名方法收集。危险因素的确定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方法。结果:每年新吸毒者发生率在1991~1993年间逐年上升。根据多因素分析,吸毒的危险因素包括:未婚、离婚或分居或丧偶(OR=8.9)、被朋友或他人鼓励尝试毒品(OR=8.8),吸烟(OR=2.4),属景颇族(OR=1.8)以及1991年家庭成员中有人吸毒(OR=1.5)。至少上学7年是吸毒的保护因素(OR=0.6)。几个主要危险因素的人群归因危险度分别是:被朋友或他人鼓励尝试吸毒为70.8%,吸烟50%,属景颇族为24%。结论:采取社区干预来改变人们对吸烟及吸毒的看法,可能会大幅度降低新吸毒者发生率。为此,建议尽快开展社区干预项目。
关键词:吸毒;发生率;危险因素
毒品滥用世界大流行,已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及公共卫生学家们也把吸毒、戒毒及预防吸毒当作研究的热点。在西方国家,关于吸毒的危险因素研究很多,发现个人行为如吸烟、饮酒、伙伴的压力以及家庭成员吸毒,是青少年吸毒的重要决定因素[1~3]。在中国已经绝迹数十年的毒品滥用现象,从80年代初期又死灰复燃,且有越演越烈之势[4]。尽管如此,有关我国青年吸毒决定因素的研究尚为数不多。为此,我们在1994年对云南省陇川县部分18~29岁的男性青年进行的断面调查基础上[4],建立回顾性队列,以探讨吸毒的决定因素。
资料和方法
一、研究设计、人群及资料:1994年在陇川县选择了吸毒率较高的82个村为调查点,对调查点所有年龄在18~29岁的男性青年进行问卷调查,并从村长或青年头子处收集人口流动、死亡、吸毒及失访等资料[4]。匿名调查表所收集资料 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性行为、吸毒行为、HIV/AIDS知识等。根据吸毒频率,每个调查对象划分为吸毒者或非吸毒者[4]。在此断面调查基础上,剔除1991年1月1日后迁入调查点的调查对象和在此以前已经开始吸毒的对象,建立回顾性队列,队列观察期为1991年1月1日至1994年8月1日。
二、统计分析:连续变量均转换为分类(或等级)变量。对于分类变量中的小样本量,采用Fisher精确估计法,用Mantel-Haenszel卡方检验进行趋势检验。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应用logistic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 果
1991年82个村共有15~26岁男性青年1977人。在1991年1月1日到1994年8月1日之间,这一年龄组中,56人死亡,19人迁出。同期,40人迁入。在1994年调查时,有18~29岁男青年1942人。我们调查了1549人,其中1人拒绝提供吸毒方面情况而剔除。 断面调查应答率为80%。在1548名调查对象中,剔除40名1991年1月1日后迁入的对象和206名在1991年前开始吸毒的吸毒者,回顾性队列随访率为75.2%,累计新吸毒者发生率为17.2%。
在469名无应答者中(包括56人死亡和19人迁出),407人的吸毒情况由村干或青年头子或朋友提供,130人为吸毒者。调查对象与无应答者在民族比例和吸毒率方面差异无显著性。
1991~1993年汉族和傣族的年新吸毒者发生率相对稳定,汉族分别是2.9%、2.0%和 2.8%,傣族分别是5.3%、5.6%和4.3%;但景颇族却逐年上升,分别是6.2%、7.4%和12.6%(Mantel-Haenszel趋势性检验P=0.003)。
表1为累计新吸毒者发生率和相对危险度(RR)与人口学特征的关系。各年龄组间差异无显著 性。傣族和景颇族的新吸毒者发生率显著高于汉族。文化程度与新吸毒者发生率呈负向剂量反应关系。不同宗教信仰间差异无显著性。离婚或丧偶或分居者显著高于在婚男子。学生和司机职业中无新吸毒者出现。
表1 吸毒发生率和RR与人口学特征
[[image1]]
* Mantel-Hae nszel趋势检验P<0.001;** 包括离婚或丧偶或分居
注:不同年龄组、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职业间的新吸毒者发生率差异无显著性,表中未列出。
表2为累计新吸毒者发生率和相对危险度(RR)与个人行为关系。吸烟、饮酒和有婚前或婚外 性行为男青年的新吸毒者发生率显著高于没有这些因素的青年,而且,开始吸烟和性行为的年龄越小,新吸毒者发生率越高。
表2 吸毒发生率和RR与个人行为的关系
[[image2]]
* Mantel-Haenszel趋势检验P<0.001;** Mantel-Haenszel 趋势检验P<0.001
注:1991年前抽烟、饮酒和醉酒三个变量的相对危险度及其95%可信限分别是3.1(2。1~4.4)、1.7(1.3~2.2)和1.6(1.3~2.1),P值均小于0.001,表中未列出。
表3为外环境因素与吸毒发生的关系。被朋友或他人鼓励尝试毒品的青年,其新吸毒者发生 率远高于未曾受过这种鼓励的青年。有家庭成员吸毒的青年,新吸毒者发生率显著高于无家庭成员吸毒的青年。
表3 吸毒发生率和RR与外环境因素的关系
[[image3]]
表4 吸毒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
[[image4]]
[[image5]]
* 包括离婚、丧偶和分居;** 将“7~9年”和“至少10年”两组合并,调整OR=0.6,95%可信限 0.4~0.98,P=0.039。
讨 论
我们发现,在回顾性队列观查期间,汉族和傣族的每年新吸毒者发生率比较稳定,而景颇族不仅高于汉族和傣族,而且还在逐年上升。多因素分析也发现,属于景颇族是吸毒的 一项重要危险因素。与陇川县相邻的缅甸,也发现景颇族吸毒率高于其他民族。以县为单位来看,尽管靠近中缅边境县的吸毒率比远离边境县的吸毒率要高,但对陇川县所调查各村吸 毒率分析,并未发现靠近边境村的吸毒率高于远离边境村的吸毒率。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景颇族青年比其他民族青年更容易染上吸毒习惯。这一结果强调,在陇川县开展预防吸毒工作,应把景颇族青年作为主要目标人群。
吸烟、早年性生活或多性伴、家庭成员吸毒以及同伴的压力,是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吸毒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对陇川县男青年吸毒也起着决定作用。我们发现,在这些因素中,受朋友或他人鼓励对吸毒的影响最大。这与“同伴压力对于吸毒的影响,比家庭成员的作用更大”观点是一致的。
吸烟作为吸毒的决定因素,对于在我国西南地区预防青少年吸毒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吸烟作为吸毒危险因素的RR值不是太高(RR=2.4),但其人群归因危险度高达50%,提示预 防吸烟可以潜在地预防很大一部分人的吸毒。值得注意的是,吸烟是吸毒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我们的调查中,67%的吸毒者第一次吸毒是把毒品放在香烟里吸。
本研究不足之处:首先,各变量都为观察对象自述,不便或无法核实。由于吸毒是一个敏感 问题,谎报结果可能会出现。有些吸毒者否认吸毒行为,这样,调查结果就会低估实际的新 吸毒发生率。为了降低谎报,本研究采取了两种策略。第一,采用匿名调查方法,消除被调 查对象的顾虑。第二,问及吸毒和性行为问题时,调查员单独问被调查对象,不让第三者旁听。为了解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另外又从村干部或青年头子那里收集了一份非记名的年龄、性别人口数和吸毒人数资料,比较两种来源资料的吸毒率,结果基本一致,提示谎报情况即 使有的话,也不严重。其次,由于调查对象需回忆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分类偏倚(misclassi fication)在所难免。从变量的性质来看,偏倚应是无差异分类偏倚(non-differential mis classification)。因而,只会使我们估计的RR更为保守。再次,回顾性队列是建立在断面 调查的基础上,其前提条件是假设人口相对稳定。队列结果的可靠性取决于这一假设的真实性。在队列观察期,40人迁入,56人死亡,19人迁出,说明人口稳定这一假设是成立的。还有,因调查点选自吸毒率较高的村,且在较高的年龄组,结果不能类推其他地区及其他年龄组。
我们的调查结果为帮助理解陇川县男性青年吸毒决定因素提供了有用的资料。尽管吸毒现象 在民族和地区间分布不均衡,但它涉及整个社区,因此,必须在社区基础上开展强有力的综合性预防干预措施。我们认为,由村干部或村里有影响力的人参与社区干预决策和实施,将会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吸毒现象。中小学应该作为主要的干预场所之一。同时,景颇民族应该列为重点干预对象。
参考文献:
[1] Newcomb MD,Maddahian E,and Bentler PM。 Risk factors for drug use among adolescents concurrent and longitudial analysis。 AJPH,1986,76∶525-531。
[2] Farrell AD,Anchors DA,Danish S,et al。 Risk factors for drug use i n rural adolescents。 J Drug Education,1992,22∶313-328。
[3] Swadi H。 Relative risk factors in detecting adolescent drug abuse 。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1992,29∶253-254。
[4] 吴尊友,张家鹏,段松,等。云南省陇川县男性青年吸毒现象调查。中华预 防医学杂志,1996,30∶327-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