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大麻电影，最终都是意识形态的电影，而对大麻的恐惧，则根植于精神控制，在这一点上荷兰人永远也抢不过美国人。既然美国人对软硬毒品一视同仁，就像他们曾经在1920年颁布禁酒令，让黑道和警察大发横财一样，这个国家的药物经济、相关犯罪和意识形态话题也出奇得发达。从60年代顺延而来的文化战争，就在精神和技术、快乐和理性、儿童情绪和成人社会之间划下了鸿沟，尽管《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没有表现出鲜明的反主流文化姿态，甚至还多少流露出恐惧和憎恨——不管是因为药物，还是因为根本不存在的美国梦——但显然，除非迷恋《疯狂与文明》，不会有什么“正派人”敢为这部电影辩护。毒品的罪名会压过所有的正面价值，就连威廉·巴勒斯那样的一代宗师，在《药店牛仔》里出现的时候，也是一个凄凉的戒毒老头，而不是他在小说里宣示的新意识的无限可能。反叛是需要一个好立场的。《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是从文化战争的源头开始的疯狂旅行，所以，还来不及举起后来的各种旗帜。而那些尽情嘲笑体制和正常生活的大麻电影，则贯穿了70、80、90年代直到今天，可以想见，只要大麻还是非法的，这些导演就会继续用傻笑而不是犀利的理论来满足自己。对他们来说，这就像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游戏，在一个不变的权力关系中，一方提供压制，一方提供对抗，至于内容是身体自主权、医学科学的真理，还是非理性的地位、反主流文化，甚至对经济阴谋的揭露，这都并不重要。

　　约翰尼·戴普最新的消息是，他又一次跟药物扯上关系——但不是使用，而是贩卖。作为《大毒枭》(Blow)的男主角，他扮演了一个从大麻零售起家，后来控制全美85%可卡因进口生意的毒枭。很多人因为这个真实的主人公而毁掉了生活，甚至生命，因为这是一件暴利、危险的生意，只有亡命徒才会从事这个行业；而且这也是一种没有售后服务、消费指南和质量投诉的消费，加入它的食物链就等于成为社会的弃子(当然，富人除外)。即使那些大麻的坚定拥护者，也很少会激进到对硬毒品说是的地步，更何况他们也得承认，就像“挖地雷”是电脑游戏的门票一样，大麻和MDMA也往往是通往硬毒品的第一步。更可怕的东西是海洛因，虽然还有比它更纯更烈的新药，但它的经典性、普及性却不容质疑，它会比可卡因产生更多平和舒适的感觉，更易成瘾，通过静脉注射的方法，在未施行去罪化政策的国家会形成爱滋病高发人群；它也是《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里惟一未出现的主流非法药物。这些硬毒品出现在电影屏幕上的时候，基本都和悲剧有关——还是前边说过的，以《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为分水岭，越来越大剂量的使用、越来越强烈的满足感必将和现实产生落差，随之而来的恐惧和憎恨，要超过因为对美国梦的否定而产生的恐惧和憎恨。从《迷幻列车》到《梦的安魂曲》，最近几年的另类电影，没有一部会对此表示怀疑——当然，那些头脑简单、毫无建设性的反毒电影、英雄打坏蛋电影无须提起——药物的非法性质，在它的经济学中制造严重的社会成本，这一点已是共识，所以探讨药物依赖的精神、社会原因，就成为更年轻电影人的嗜好。事实上，自从MDMA伴随跳舞文化崛起，青年亚文化就再也没有摆脱过非法药物的影响，要说这些导演没有碰过大麻或MDMA、没有切身思考过这些问题，简直就是笑话。

　　《完全自杀手册》的作者鹤见济在前言里提到，他的一个朋友在项链坠子里存了一些“天使尘”，也就是PCP，一种曾经流行的神经中枢致幻剂。据说这种致幻剂让人以为自己能飞，“什么时候不想活了，就吃下去，然后跳楼。”根据这本书的指导，即使用两盒香烟，也可以成功自杀，可见毁灭的意志要比毁灭的药物更可怕。人越是脆弱、自闭、孤僻、空虚，就越容易拥有毁灭的意志，至于是每天灌一瓶二锅头，还是嗑了药跳楼，都是一回事，惟独大多数不由自主、在成瘾性的折腾下毁灭的人最为可悲。英国导演丹尼尔·博伊尔拍了3部电影，从一开始就被指责是传播毒品文化，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提到药物的任何好处——从著名的《迷幻列车》(Trainspotting，又译《点串》)开始，主人公们在肮脏混乱的地方扎针，混浊的药液进入身体，人倒在冰凉的街道，配乐是更冰凉的歌曲。那些茁壮的年轻人除了打架、嗑药、做爱，没有任何机会体会到尊重、爱和希望，他们最后的命运，要么是加入主流社会，穿上西装、每天在电视机前昏睡过去，要么就是暴死街头。药物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嬉皮士那种乐天和回归自然的作用，而是干脆饮鸩止渴。

　　接下来，丹尼尔·博伊尔请小白脸莱昂纳多主演了《海滩》。这是一部由一流小说改编的二流电影，里面充斥着三流演员拙劣的演技。但就故事和主题而言，却深入探讨了药物文化背后的一些东西。小白脸觉得生活没劲，遂去泰国寻找生活的意义——就像50年来无数脱离社会轨迹的西方青年一样，跑到风景名胜过世外桃源的生活——结果发现了一个由避世者建立的乌托邦，遂加入，接着发现岛上有爱滋病，而乌托邦管理是专制的……药物、艺术、流浪都可以让人脱离体制化生活，但究竟能够脱离到什么程度？乌托邦是否真的能够实现？逃避是否就是一种有效的反抗？这一系列问题，是泰瑞·纪廉姆挨了警察的打，却没能用鲜花战胜枪支的结果，也是亨特·汤普森亲手参与创建的《滚石》杂志终于异化为“另类经济”的商业范式的结果，更多的人不再相信反抗，只希望解脱，加入新世代运动或者去小岛聚居。但天堂真的没有这么容易降临，按照MDMA的规律，用药者大都经历蜜月期、滥用期、低潮期和恢复期这4个阶段，先是发现世界无比美好、心中充满了因为血清素得到大幅度提升而引发的爱，然后发现再也达不到最初的强烈体验，所以加大剂量，最后无济于事、意气消沉，最后接受现实，停止用药或者转向海洛因，这个规律适用于一切以为幸福唾手可得的梦想者。

　　丹尼尔·博伊尔的第三部电影是结合了极度暴力和极度美丽的《28天以后》，讲述一种“狂怒”病毒传播后，全英国人互相残杀、所剩无几，几个人因此逃亡的故事。它和药物无关，只有一个情节例外。保护了平民的士兵们打算强奸其中的女性，身为药剂师的女主角就给小女孩吃了有抑制作用的药。随后的短短几个镜头，残酷地展现了药物对人情绪的放大作用，当然也象征了电影的主题——小女孩神情恍惚、悲伤地穿行在危机四伏的建筑里，在一个“人杀人”的世界彻底孤独、无助。简单地说，所谓E的一代，也就是“狂喜的一代”(ecstasy是MDMA的昵称，“新秩序”乐队在意大利世界杯足球赛上为英国队唱的主题曲，就暗藏了“E代表英国”的双关语)自从80年代末靠MDMA和非法舞会重构夜生活以来，既找到了新的集体文化，又从一开始就被犯罪经济搅混了水，既好象复兴了嬉皮士文化，又好象用自由主义的消费精神化解了反叛的传统，其结果是无一例外的迷惘，因为狂喜之后总是忧郁的星期一(Blue Monday，指药效消失后的精神低落)，而人杀人的现实一点也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