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禁毒的历史来看，第一种遭到管制的药物是鸦片。美国人传说，他们的铁路是中国人抽着鸦片修起来的，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排外情绪帮助美国人妖魔化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人“用来诱骗和加害白人女性”的鸦片馆，比如说，《美国往事》里那种藏匿逃亡者的神秘鸦片馆。然后是可卡因，它被归类于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白人相信吸过可卡因的黑人可以对抗4、5个壮汉，并因此把警察的配枪从点32口径换到了点38。同样是经济萧条、种族主义，同样是把所有的罪恶都归到移民劳工身上，大麻就接着成为墨西哥人的罪证——时值禁酒令时效，经费削减，大批警察失业，剩下的也减少了贿赂来源，麻醉和危险药品立法局成立，警察不但知道大麻的最常用称呼“marijuana”来自墨西哥，更通过对全体墨西哥人的妖魔化，把墨西哥军装“reefer”变成了大麻的外号之一。在那个非理性的时代，没有人会在乎大麻、酒精和致命的硬毒品的区别，找到一些罪恶的靶子才是真正目标。
1705年，法国旅行家让·查汀(Jean Chardin)在他的印度游记中写到：“这种邪恶的东西让人精神沉沦，经常使用会造成肤色改变、体质虚弱、思绪混乱……”大约50年后，荷兰探险家卡尔斯顿·尼布尔(Carsten Niebuhr)的报告倒是没有乱开异族人皮肤的玩笑，他从阿拉伯回来以后说：“下层阶级的人喜欢让自己的精神进入浑然忘我的状态……”但他不知道的是，除了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有使用大麻的传统——大麻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吗？答案在这个国家的宗教习惯里面——2002年的时候，科学家甚至推断出耶稣在举行宗教仪式前抹遍全身的油，正是从大麻提炼而来。药物知识的匮乏，来源于恐惧。中国人俗称“摇头丸”的MDMA，在英国一直被传说含有老鼠药成分、会导致脊髓流失，在全世界都有它导致女性春心荡漾因而招致性侵犯的说法——关于后一种说法，正确的是，它是一种非性化的新世代文化的产物，因为它导致性欲减退——在一些街头散发的禁毒传单上，也曾经宣称大麻会导致暴力冲动，这种说法跟苏格兰反毒协会造谣说苏格兰每年有数百人死于MDMA一样荒谬，但的确也通过愚昧而制造了足够的恐惧。
那么事实是什么？根据美国国家药物滥用学会的杰克·海宁菲尔德(Dr. Jack E. Henningfield)的研究，在退化性(停止使用药物后产生退缩症状的严重程度)、强迫性(药物使用者产生一再用药的欲望强烈与否)、耐药力(产生相同药效，用药者须每次增加用量多寡)、依赖度(戒除此药之难易度及因用此药上瘾人数多寡)、迷幻度(某药物在典型用量时所产生的迷幻程度强烈与否)这5个方面，大麻仅在迷幻度方面高过咖啡因和尼古丁，在旧金山学者尼尔·班诺维兹(Dr. Neal J. Benouitz)的研究结果中，它还在强迫性上略高于咖啡因，此外各项均远远低于酒精、尼古丁和咖啡因……1990年，美国马里兰州的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发现大脑与神经细胞内具有接受THC(大麻所含的致幻物质)的受体，它们主要存在于主管高层思考和记忆的大脑皮质层和海马体，也就是说，人体本身也在制造类似THC的物质。像中国电影《昨天》里那个抽大麻上瘾的贾宏声，显然是把海洛因和大麻张冠李戴，否则他戒烟也得用绳子捆起来半年，戒个半死，要不就是此人体内蛋白质结构超常，严重适应与THC的结合，同时脑垂体下叶病变、严重缺乏脑内腓、多巴胺这类可以产生快乐感、幸福感的物质。
事实上，大麻合法化运动所提出的各种科学依据，仅仅是为了向一个唯科学论的社会做出解释。而全世界麻友所追求的，却是一种唯心的、超验的、精神至上的生活方式。在所有歌颂大麻的电影里，都洋溢着儿童般的思维、简单的玩笑、恶作剧、反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把《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当作一种客观的呈现，把它的快乐、放纵和逼近非理性极限后产生的恐惧、空虚分成两个世界，那么大麻文化显然是属于前者。从《罪恶四人组》里帮助警察抓毒枭的大麻少年，到《冒烟》里开着大麻制造的汽车熏high了警察的摇滚乐手，从《发达草》里把打算靠大麻脱贫的下岗中年女园艺师，到《魔烟》里混进哈佛的小坏蛋，这些爆笑人物的共同特点都是把大麻区别于其他药物，快乐单纯、不懂人情世故，而警察既坏又愚蠢，经常因为人性焕发而分享大麻，在经历一系列狂欢般的历险之后，肯定有一个许多人一起被熏high了的大团圆结局。这就像《恐怖电影》，它靠戏仿《惊声尖叫》的情景而让人发笑，导演让凶手跟众学生一起抽大麻，并且连脸上的面具都变成了笑容——这种亚文化的传统认为，大麻让人容易发笑、友善、贪吃、听觉敏感，正好吻合回归天真和幼稚的愿望——连续剧《人在江湖》里的主人公，狂抽大麻而一脸严肃的表情，恐怕有点罕见，难道黑社会都不会笑？
在看到奥立弗·斯通的《大门》之后，很多人开始了解60年代摇滚文化和大麻的关系。大门乐队在演出的时候，观众扔上来的大麻卷烟几乎埋掉了脚面！当然，这是剧情片，马丁·斯科塞斯的纪录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可能会更真实一些——远没有这般夸张，事实上，你会看到人们像兄弟姐妹一样微笑着传递大麻，而在参加音乐节的40多万人中，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和抽烟有什么区别。在使用大麻尚属合法的1969年，摇滚乐早已在大麻和LSD的伴随下展开了新的篇章，甲壳虫乐队会在LSD帮助下写出传世名作《露丝在布满钻石的天空中》(而《永远的草莓地》所唱的草莓地，其实也是使用药物后胳膊上的红斑)；而感恩而死乐队，则充分享受了大麻带来的好处，他们的现场演奏越来越漫长即兴、充满了混乱的枝节，而同样也飞高了的观众则比不够高的更能体会到这种音乐的魔力。而爱和和平的口号，从医学角度来看，如果是在后来美国黑人的帮派说唱乐文化里就根本行不通，因为他们喜欢可卡因，那种令人兴奋和产生攻击欲的硬毒品。但大麻就不一样，它伴随印度人冥想、修炼，也让嬉皮士傻乎乎地以为加利福尼亚全都是好人而冷战明天就会结束——更厉害的例子，要到1987年的英国才会出现，足球流氓居然因为MDMA而在舞厅里高喊“爱！”
在大麻合法化运动之后，真正改变了大麻命运的，却不是成千上万嬉皮士的力量，而是欧洲人的药物去罪化理论。以荷兰政府为代表，这种理论把药物滥用视为危害国民健康的现象，试图以社会保障的原则辅导和帮助硬毒品依赖者(甚至从90年代开始向成瘾者提供海洛因)，以实用主义指导行动，打击有组织的硬毒品犯罪，同时逐步放松软毒品管制。一方面他们认为滥用药物者需要帮助而不是打击，另一方面也承认对使用大麻的判罪，其社会成本要高于放任。也许荷兰因此成了麻友的天堂——当然，价格要比尼泊尔贵几百倍——但反其道而思之，这也正是福柯所描绘的生命管理。荷兰人知道，像美国白人对付黑人那样，让自己的孩子因为抽大麻而坐牢，结果是年轻人毁掉前途、进入边缘社会、产生反抗情绪、结成基于身份认同的亚文化集体……结果不是增加犯罪几率，就是促成新的反主流文化。大麻不会让人送命，但把大麻和犯罪联系起来，它就会把人变成和平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环保主义者以及背包旅行者，所以我们大可以认为荷兰的资本主义文明要比美国进化得更快，它使精神药物丧失了犯罪带来的快感、消除了药物使用者的反抗性、通过去道德化的方式降低了此类精神体验的文化属性，最终的结果是，作为社会机器的主要构件，荷兰人的身体因而变得更健康、更便于管理——事实也如此，政府怎么会纵容国民成天飘飘欲仙、不事生产？这个国家的严重药物依赖者，比例大约是人口的千分之一，低于那些对毒品喊打喊杀的国家；当然，由于对大麻的宽容，麻友的数量恐怕会高得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