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中期，反战、嬉皮、摇滚乐、雅皮(国际青年党)、学运、药物文化这一锅粥还没有煮到一起去，但并不妨碍一些人先知先觉，比如亨特·汤普森。这部电影的同名原著小说还有一行副标题——“深入美国梦中心的野蛮旅程”，它是1971年的畅销书，写的却是1965年汤普森的真实经历，对于刚刚经历了幻灭的一代愤青和花童，恰倒好处地呈现了狂欢到来前的一种莫名的兴奋，一种胡作非为的勇气、一种自我放纵与挑战的游戏精神。当然，它同时也是对50年代垮掉一代文化的继承，作者和金斯堡一样重新阐释了美国梦，也进一步增加了怀疑的成分；更不用说，足以跟老毒虫威廉·巴勒斯媲美的毒品/幻觉之旅——它简直就是《裸体午餐》的现实浓缩版；另外，和杰克·克鲁亚克的“自动写作”有得一拼的是，汤普森发明了“gonzo”一词，用来指称完全现场的、不做修改的现场新闻式写作，在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尼·戴普扮演的gonzo记者嗑药、听尚未成为摇滚巨星的“齐柏林飞艇”，在打字机上敲字，他的来自萨摩亚岛国的律师朋友干脆名字就叫Gonzo，他像威廉·巴勒斯一样在录音机上大玩磁带拼贴！10年前的克鲁亚克，不过是酗酗酒、听听比波普爵士乐，在写作的时候还滴酒不沾，要说垮，嬉皮士要比他还专业。

　　两袋大麻、75粒墨斯卡灵(从仙人掌提炼出的至幻剂)、5张强力LSD(稀释后浸泡过的纸)、半盐瓶可卡因、一夸脱龙舌兰酒、一夸脱郎姆酒、一箱啤酒、一品脱乙醚原料、两打戊基(这两种都是精神类药品的原料)，还有鸦片、冰毒等等乱七八糟的一大箱子——这就是体育记者和他的律师朋友，两位主人公去拉斯维加斯享用的东西。事实上，从第一个镜头开始，电影几乎就没有讲别的事情，除了怎样使用各种违禁或尚未违禁的药品。出现了一个小女孩，但很快被甩掉了，采访摩托比赛大概花了6个镜头，律师去开会大约1分钟，没有爱情和性，连赌博也只有一小笔，没有称得上配角的人物……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科普电影来看，因为其中对不同药物产生的反应，都描摹得一清二楚，是幻视还是幻听，是恐惧还是大笑，是暴力还是和平……除了神农，很难想象真有人了解得这么清楚。

　　说这部电影完全无人问津是不公平的，但除了约翰尼·戴普的影迷、演律师的本尼西奥·德尔·托罗的影迷，以及知道泰瑞·纪廉姆的资深影迷，的确少有关注，它在戛纳电影节上也没出什么风头。电影从头至尾浸泡在幻觉、笑料和荒唐行径之中，完全没有功夫去发展什么情节，这当然是失败的原因之一，但如果说导演太过迷恋迷幻文化，成心要捕捉时代的隐秘气息，恐怕会更准确一点。那些不了解药物文化、60年代文化的人，很难从这两个东倒西歪、洋相百出的家伙身上看到比一出商业喜剧更多的东西。然而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泰瑞·纪廉姆并没有白挨警察的打。除了喜剧，他还拍过著名的反乌托邦电影《巴西》，它取材于《1984》但远比乔治·奥威尔更富于想象力；10年后又根据实验电影《堤》(La Jetee)拍了《12只猴子》，这部关于时间旅行和人类末日的科幻电影，综合了精神疾病、社会正义、自由意志、解构主义历史观和真实/虚幻的互换等等可供研究的课题。而我们都已经知道的是，世界上没有几个既了解鲍德里亚和福柯，又迷恋《吹牛大王历险记》，同时还呼过几口大麻、知道嬉皮士为什么要做爱不要战争的观众——这才是电影失败的原因。

　　众所周知，60年代文化的高潮是从1966年到1969年，电影发生的1965年，尽管从片头就开始插入反战游行的记录镜头，但各种势力、诉求、文化和潮流还各自为政，药物为它们带来的激动人心的化学反应还没有产生——无论是和平与爱的口号、迷幻摇滚、丙烯画和灯光艺术，还是雅皮士宣称要向公共饮水系统投放迷幻药(这是一群成心用恶作剧来参政议政的天才儿童)、提莫西·利瑞竞选加州州长(他曾是哈佛教授，和《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飞越疯人院》的作者肯·凯西一样，是和政府合作的第一批LSD试用者，后来因为推广药物和心灵解放理论而入狱，又因成功越狱而成为青年偶像)，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每个从主流社会醒过来的年轻人都在寻找自己，除了游行和旅行，他们也尝试着堕落，但你看得出来，《拉斯维加斯的恐惧和憎恨》和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远离拉斯维加斯》不一样，前者是荒唐的，甚至带着点儿童般的快乐，后者呢，我们都知道，凯奇从头到尾泡在酒里，它的另一个译名叫做《两颗绝望的心》。

　　作为60年代文化的遗留物之一，与声势浩大的“向毒品宣战”同时，大麻合法化运动，也一直在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与主流社会争斗着。运动的鼓吹者的科学依据，首先是大麻无害、不上瘾、有利于爱滋病和癌症以及心理疾病的治疗，然后就是犯罪经济学的观点。1999年，美国家庭药物滥用调查报告指出，在最近的一年里，每月有1270万人使用非法药品，其中1000万是偶尔使用，其中多数是被称做“通往药物世界的门票”的大麻；根据联合国毒品管制计划的统计，1996年全球有1亿4千2百万人在呼大麻。按照美国法律——别忘了克林顿、戈尔和小布什年轻的时候都是大麻客，但进了白宫以后他们可没敢为这点爱好做辩护，而是用更严厉的立法来杜绝它——无论是否获利，传播非法药品即是交易，而从逮捕、起诉、定罪再到监狱成本，每判一个非法药品零售商需要花费大约45万美金；显而易见，美国没有这么多监狱和经费来抓掉大约1300万到4000万名潜在的罪犯。恐怕，克林顿针对非法药物的“零容忍政策”，根本就是为了政治上正确，而不是他本人也心知肚明的什么实际操作可能。

　　199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公民投票通过了加州第215号提案，宣布本州可以出于医疗目的而使用大麻。这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州，到2001年，至少又有7个州通过了类似立法。看过电影《决战51州》的人或许还记得，警察逮到塞缪尔·杰克逊扮演的药理学士之后，拿起对方的大麻猛抽一口，然后意味深长地踩掉它，说：“60年代已经结束了。”这个镜头的背景是1971年，美国联邦政府刚刚宣布大麻是没有医用价值的非法药品，肯·凯西在监狱里，提莫西·利瑞在瑞士政治避难，大麻所依赖的反叛文化也已经烟消云散。但事实上，这东西除了可以诱惑人进入药物世界，还是一种超级经济作物，可以用来制造布、生物塑胶、燃料、纸张、提炼蛋白质，可以治疗或辅助治疗从动脉硬化到爱滋病的多种疾病。美国之父乔治·华盛顿曾经想用它振兴美国经济，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也种了很多，直到他发现用大麻开发生物塑胶会导致钢铁工业和汽车工业的滑坡才作罢。直到1937年，美国政府才立法禁止私贩大麻——要有执照，并且课以重税。但究竟是什么使美国展开反麻战争，却从来没有过一个统一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