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家庭和同伴对个体的发展均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这已经得到了众多个体发展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持(Bundura, 1977; Harris, 1995, Borsari & Carey, 2001; Kandel, 1996; Kobus, 2003)；当个体进入青春期后，与父母的互动和交流有所减少，父母及家庭的影响也随之日益降低；反之，与同伴的交往则越来越多，同伴的影响则逐渐增强(Glynn, 2008)。而当个体进入到青春后期，特别是成为大学生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往往因远离家庭，与同伴朝夕相处，因而与同伴的互动交流的时间和机会大幅增加。多项研究一致发现大学阶段是个体发展受同伴影响较大，也是研究同伴影响最好的阶段之一(Borsari & Carey, 2001)。同伴对青少年个体各方面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一直是同伴影响相关研究关注的重点(Gifford-smith, Dodge, Dishion, & Mccord, 2005)。同伴数量、同伴的接纳程度、友谊质量以及同伴压力等变量都是青少年各种外显问题行为(Lacourse, Nagin, Tremblay, Vitaro, & Claes, 2003; Dodge et al., 2003)、内隐问题行为(Sandstrom, Cillessen, & Eisenhower, 2003; Prinstein & La Greca, 2002)的重要预测变量。而有关青少年吸烟、酗酒、吸毒等成瘾行为的实证研究则发现同伴是否具有相应行为、对相应行为的态度，以及与同伴的关系质量均是青少年物质成瘾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和预测变量(Olds & Thombs, 2001; Spijkerman, Van Den Eijnden, Overbeek, & Engels, 2007; Wills & Cleary, 1999；方晓义，1997)。此外，同伴压力则是众多研究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的同伴因素。同伴压力是指个体感受到的来自于同伴，而使自身的行为、态度及价值观发生改变，使之符合于同伴规范的影响(Brown, Lohr, & McClenahan, 1986)。同伴压力及其作用发挥的过程往往被视为团体成员传递团队规范、维持对团队忠诚的主要力量和机制(Clasen & Brown, 1985)。易受同伴压力或不能有效应对同伴压力往往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物质滥用行为的发生、维持、发展(Simons-Morton, Haynie, & Crump, 2001)。研究者也发展出多个理论用于解释同伴影响导致物质成瘾行为发生的机制和过程。其中最广为研究者接受的理论为社会学习理论(Bundura, 1977)和同伴规范影响理论(Blanton & Burkley, 2008)。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在同伴环境中，青少年可通过观察、模仿同伴的成瘾行为而表现出相应类似的行为，并且这些行为会因受到群体的奖赏或强化而得到保持或发展。社会学习理论更多关注的是同伴行为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作用。而同伴规范影响理论则强调同伴规范，即青少年同伴群体的态度和行为所形成的标准和约束会对身处其中、且具有强烈归属感的青少年产生压力，进而使青少年发展或维持类似的成瘾行为。因此，同伴规范影响理论更多地关注同伴影响发生的过程和方式以及同伴压力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

　　目前，网络成瘾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Shaw & Black, 2008)。在我国这样一个拥有众多青少年的人口大国中尤为突出。国内外的多项研究一致发现，大学已经成为网络成瘾产生的“温床”，大学生已成为网络成瘾最易感的群体之一(黄思旅，甘怡群，2006；Kandell, 1998)。并且以往大量的实证研究均发现网络成瘾对青少年个体的身心健康、学业及道德发展等均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Lo, Wang, & Fang, 2005; Caplan, Williams, & Yee, 2009; Liu & Wei, 2009)。然而，以往针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研究中，有关家庭、父母及亲子关系等家庭相关因素影响的研讨较多(Liu, Fang, Deng, & Zhang, 2012; Yen, Yen, Chen, Chen, & Ko, 2007；张锦涛，刘勤学，邓林园，方晓义，刘朝莹，兰菁，201l；邓林园，张锦涛，方晓义，刘勤学，汤海艳，兰菁，2012)；但针对同伴因素影响的探讨却比较有限。仅有的几项研究，如Kalkan(2012)在探讨大学生群体对人际关系的感知扭曲对病理性网络使用的影响时发现，感知到的同伴拒绝可以正向预测病理性网络使用的程度。Milani, Osualdella, Di Blasio(2009)的研究探讨了人际关系与病理性网络使用之间的关系，发现不良的同伴关系是青少年病理性网络使用的重要预测因素。Smahel, Brown, Blinka(2012)探讨了网络友谊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发现青少年个体的网络成瘾程度与网络使用时间、网络友谊质量等因素显著相关。我国学者雷雳和伍亚娜(2009)研究发现青少年与同伴的疏离感可以正向预测自身的网络成瘾程度。

　　综观以往有关网络成瘾的同伴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我们发现有以下两点不足：第一，针对同伴影响的网络成瘾研究往往仅局限于同伴关系、友谊或同伴拒绝这类关系变量，而对同伴的其他方面，如同伴的网络成瘾行为、同伴对网络成瘾的态度、同伴压力等因素关注较少；而这些因素正是其他成瘾行为领域已有研究所证实的、可能会对青少年成瘾行为的发展和维持产生重要影响的变量。第二，针对同伴影响的网络成瘾研究往往缺乏对影响机制的探讨。大多数有关同伴影响的网络成瘾研究均只对同伴关系质量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程度进行了相关分析，而并没有围绕着同伴影响可能发生的路径或方式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借鉴青少年的吸烟、酗酒等物质成瘾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拟主要探讨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的程度，以及同伴对网络过度使用(或网络成瘾)的态度与青少年自身网络成瘾水平之间的关系；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和同伴规范影响理论，特别是同伴规范影响理论中的间接影响作用以及同伴压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观点，进一步探讨同伴的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和态度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水平时的作用机制，即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态度是否会通过同伴压力进而间接地影响大学生的网络成瘾？在本研究中，同伴压力特指个体在网络使用过程中感受到的，因受同伴邀请或要求而开始或延长网络使用的程度。为此，本研究拟以网络成瘾最为易感的群体之一、同时也是考察同伴影响最为合适的群体之一——大学生为研究被试，主要考察这一群体中，同伴的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及态度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以往实证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提出的假设如下：(1)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及其对网络过度使用的态度，以及网络使用时的同伴压力都可能会对青少年个体的网络成瘾程度具有正向的直接预测作用；(2)同伴的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及其对网络过度使用的态度同时还有可能通过影响同伴压力进而对青少年个体的网络成瘾程度起到间接的影响作用，即同伴压力在同伴的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态度影响网络成瘾程度这一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基于假设构想的拟检验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构想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在北京的两所大学共抽取了3068名大一学生，其中男生1311人，女生1748人，性别变量缺失9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

　　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1)调查问卷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主要考察青少年感知到的要好同伴中过度使用网络进行信息搜集、聊天、游戏等行为的人数及占同伴的比例，为5点等级量表，从“没有或很少”(1)到“几乎所有(5)”，共5道题，分数越高代表感知到的同伴中网络过度使用的人数越多，即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越多。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1。

　　2.2.2　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

　　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1)调查问卷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主要考察青少年感知到的要好同伴对过度使用网络进行信息搜集、聊天、游戏等行为的态度的状况，为5点等级量表，从“几乎都反对”(1)到“几乎都赞成(5)”，共5道题，分数越高代表感知到的同伴对网络过度使用持积极态度的人数越多，即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越积极。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8。

　　2.2.3　网络使用同伴压力

　　用于考察青少年感知到的在网络使用过程中因同伴要求或邀请而开始或延长网络使用时间(包括游戏、聊天、上网等)的状况。为自编量表，共包括5道题，为5点等级量表，从“从来没有(1)”到“总是(5)”，分数越高代表在网络使用时感知到的同伴要求越多，即同伴压力越大。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6。

　　2.2.4　网络成瘾

　　采用陈淑惠等人(2003)编制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R)进行施测。该量表共包括26道题，由耐受性、戒断症状、强迫上网、时间管理和人际健康五个维度构成，为4点量表，从“极不符合(1)”到“非常符合(4)”，维度分由各维度所包括的题目得分相加而成，总分为所有题目的得分相加而成；分数越高，表明网络成瘾的程度越严重。在本研究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70，0.80，0.79，0.74，0.82，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4。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管理，并使用SPSS19.0和AMOS17.0两个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同伴相关变量与是否网络成瘾的关系

　　根据Ko和Yen等人(2009)提出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被试在网络成瘾诊断量表上的总得分为68分及以上的诊断为网络成瘾，最终有99人被诊断为网络成瘾，占所有被试的3.27％。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探讨是否网络成瘾两组学生在同伴相关变量上的差异。从表1可知，网络成瘾者在感知到的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网络过度使用态度、网络使用同伴压力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网络成瘾者在相应量表上的得分，这表明与非网络成瘾者相比，网络成瘾者感知到的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更多、同伴对网络过度使用的态度更积极，而且在网络使用过程中感受到来自同伴的压力也更大。

　　3.2　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网络使用态度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机制

　　首先，采用相关分析探讨网络成瘾程度与同伴相关变量的关系。从表2可知，大学生感知到的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同伴对网络过度使用的态度与网络使用同伴压力及自身的网络成瘾的五个维度分均呈显著正相关，所有的相关系数均在p＜0.001水平上达到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大学生感知到的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越多、同伴对网络过度使用的态度越积极，在网络使用过程中感受到的同伴压力越大，其自身的网络成瘾程度就越高。

　　其次，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的作用机制进行考察，用极大似然法对图1的假设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首先，从模型的拟合指数来看，除df＝14.28因受样本量的影响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其他的模型拟合指数，如NFI＝0.98、CFI＝0.98、TLI＝0.96，RMSEA＝0.07均达理想标准，表明数据与模型拟合较好；其次，进一步考察模型中的路径系数，除了网络过度使用态度影响网络成瘾的直接路径系数γ＝0.04，p＝0.07，未达到显著外，其他路径系数均在p＜0.05水平上达到显著。最后，采用Baron等人(1986)提出的中介作用的判定标准考察了网络使用同伴压力在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态度影响网络成瘾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效应大小。在模型中引入同伴压力变量之后，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对网络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大小从之前的0.16降到0.11，但仍然在p＜0.001水平上达到显著。表明同伴压力在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影响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作用占全部作用的31.3％。而在模型中引入同伴压力变量之后，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对网络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大小从之前的0.07降到0.04，且先前显著的直接作用变得不显著了，表明同伴压力在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影响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简而言之，即同伴的网络过度使用行为不仅可以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而且还会通过网络使用同伴压力这一变量对青少年网络成瘾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而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网络使用同伴压力这一变量间接发生的。这一结果基本上验证本文的假设。

图2　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态度及同伴压力对网络成瘾影响

(括号中的数值为网络使用同伴压力未进入结构方程模型时的路径系数)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相比大学生中的非网络成瘾群体，网络成瘾群体感知到更多的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及同伴对网络过度使用更为积极的态度；研究还揭示青少年感知到的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态度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程度的影响及影响的作用机制；因而本研究将从不同程度的网络成瘾群体感知到的不同同伴影响以及相关同伴因素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程度及其影响机制的角度进行讨论。

　　4.1　网络成瘾者感知到更大的同伴影响

　　本研究也发现与非网络成瘾的大学生群体相比，网络成瘾群体往往感知到同伴具有更加严重的网络过度使用行为，以及对网络过度使用持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同时在网络使用过程感知到更多的同伴压力。这一结果与有关青少年物质成瘾，如吸烟(Olds & Thombs, 2001)、酗酒(Spijkerman, Van Den Eijnden, Overbeek, & Engels, 2007)、和物质滥用(Wills & Cleary, 1999; Ferguson & Meehan, 2011)中的同伴影响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即从行为研究的角度也证实了网络成瘾群体的同伴也可能具有类似的网络过度使用行为、以及对网络过度使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因此，需要进一步对网络成瘾这一群体的同伴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另一方面，这一结果的产生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受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者更有可能选择与之背景更为类似的网络过度使用者、甚至是网络成瘾者作为自身的最好同伴，因而这些同伴的网络过度使用行为自然会更多，对网络过度使用的态度自然也更加积极(Gifford-Smith, Dodge, Dishion, & McCord, 2005)；第二，由于网络成瘾者有大量的网络使用行为，特别是一些聊天或网络游戏行为往往需要与他人或多人通过在线的方式互动交流，或者要与他人一起同时在线、相互配合着一起完成同一任务，因而他们会表现出更多地邀请同伴或接受同伴邀请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同伴压力的增加。

　　4.2　同伴因素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机制

　　本研究揭示了同伴的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态度及同伴压力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程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即同伴中的网络过度使用行为越多、同伴中网络过度使用的人数比例越大；同伴对网络过度使用的态度越积极，或者对网络过度使用持积极态度的人数越多，比例越高，均可以正向地预测大学生自身的网络成瘾程度；这一结果支持了社会学习理论所强调的同伴的直接影响作用；同时也与青少年吸烟、酗酒领域关于同伴影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Olds & Thombs, 2001; Spijkerman, Van Den Eijnden, Overbeek, & Engels, 2007)；这一结果也与Yen和Ko等人提出的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可能与药物滥用、酗酒等物质成瘾共享类似的同伴影响等社会心理因素的观点一致(Yen, Yen, Chen, Chen, & Ko, 2007; Ko, Yen, Yen, Chen, Weng, & Chen, 2008)。此外，同伴压力还在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影响自身网络成瘾这一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影响自身网络成瘾这一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一结果揭示了同伴压力的关键作用，同时也支持了同伴规范影响理论中有关间接影响的观点。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与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比较，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的影响更大，这一结果与Liu等人(2012)研究中提出的父母的网络使用行为比态度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具有更大的预测作用的结论是一致的。因此，同伴压力在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影响网络成瘾关系中只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二，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是个体认知类变量，其往往需要通过影响个体行为而间接发生作用；这一点与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他人的行为示范，本身可以直接发挥作用；因而同伴压力在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影响网络成瘾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即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通过同伴压力间接地影响着网络成瘾。

　　4.3　本研究的不足与干预建议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两点不足：第一，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为纵向追踪研究中的基线数据，本质上仍为横断研究，虽然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构想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获得数据的支持；但仍然不能充分地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例如，青少年自身的网络成瘾程度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自身同伴的选择，并进而影响到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态度等变量。因而，还需要进一步的纵向追踪研究来继续探讨变量间因果关系。第二，所有的被试均来自于北京的两所高校，考虑到大学生网络成瘾发生率存在的地区差异，因而在将本研究的结果推广到其他地区的大学生群体时应谨慎。虽然本研究存在以上两点不足，但相应的研究结果仍然可以给目前的大学生网络成瘾干预实践提供以下建议：重视同伴因素对大学生网络成瘾产生的不良影响。本研究支持了同伴的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态度以及同伴压力均可能会影响到大学生网络成瘾的程度，因而在将来的干预研究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同伴相关因素的影响；通过教会学生们选择同伴或与要好同伴一起参加干预的方式减少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和不良态度对自身的消极作用；此外，还需重点关注同伴压力的作用，本研究揭示了网络使用过程中同伴压力是一个最为关键且直接的因素，要教会青少年如何拒绝同伴的不合理要求，抵制同伴压力，从而更好地达到行为改变的目的。最后，需要区分不同程度的网络使用群体，特别是网络成瘾群体往往感知到更多的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并承受更大的同伴压力，因而在未来的干预研究中应区分这一群体，针对性加强同伴影响因素的干预。

　　5　结论

　　(1)大学生中的网络成瘾者所感知到的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态度及网络使用时同伴压力均显著高于非网络成瘾者；

　　(2)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为、态度以及网络使用同伴压力均与网络成瘾的总分及五个分维度呈显著正相关；

　　(3)同伴的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可以正向显著地直接预测大学生网络成瘾的程度，同时也会通过网络使用的同伴压力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地预测大学生的网络成瘾程度；但同伴的网络过度使用态度不能直接预测自身的网络成瘾程度，而是通过同伴压力间接地影响自身的网络成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