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与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联合举办了一期特别的艾滋病报道媒体培训班。之所以特别，不仅因为这个三天学习、生活在一起的30个人的临时小圈子里有七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更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感染者、记者、专家、学者及官员直接交流的平台。由于各自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差异，共同激荡出了不少火花。记者作为其中一员，在见证这种思想碰撞的同时，也获得了许多此前不曾有过的感悟。

一、请不要给我们贴上道德标签

    如果说少数与多数的争辩只是三天中第一次的思想激烈碰撞的话，之后类似这样的讨论几乎在课堂上随时都能出现，冲击着每一位参与者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但是令人最为印象深刻的一次心灵的激荡却来自课堂外的一次游戏。李希光教授特意把游戏地点选择在一片桃花林下，似乎颇有点浪漫色彩，然而游戏的内容却远非那么罗曼蒂克。
   
    在大家分组围成圈席地而坐之后，李希光教授给每人发了一张纸条，并开始讲述游戏规则。“设想你们诸位现在都是神仙，手里握着一颗治疗艾滋病的灵丹妙药，但是，只有一颗。而你面前有5位感染者都需要这一颗药，选出你最想给的人和最不想给的人。这5个人分别是因嫖娼而感染的长卡司机，因卖淫而感染的女性性工作者，因输血而感染的医源性感染者，因发生男男性行为而感染的男性，以及因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丈夫而感染的家庭妇女。请在纸条上写出你的选择。”
   
    话音还没落，大家激烈的讨论就已经开始，而一些“先知先觉”的记者们更是把“矛头”直指李希光教授——“你这不是让我们对感染者作出道德评判吗？”要知道，感染者最反感的就是被贴上道德标签：哪种途径感染的就算是无辜值得同情，哪种途径感染的就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在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本身已受到歧视，如果因为感染途径而备受歧视则更是对感染者的严重伤害，记者们对李希光教授设置“道德陷阱”，其隐含的通过感染途径将本已很弱势的感染者分成三六九等的“险恶居心”进行“声讨”的确在情理之中。
   
    遭到“围攻”的李希光教授无辜地笑笑，坚持要大家拿出自己的答案再进行讨论。为了避免掉入所设置的“陷阱”，有些记者干脆选择了拒绝回答，还有的表示自己小组里的5个人将把手中的5颗药平均分配给5位感染者，当然更多的人还是在纸条上写下了自己的答案。

    李希光教授统计了一下收上来的纸条，向我们宣布了“选举”结果：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最应该拿到药的是家庭妇女，同样的，长卡司机也被大多数选票“宣判”了其最不应该得到药的结局。看来，大多数人在李希光教授的“诱导”下，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有了一些倾向。
   
    此时，来自云南省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的陈良医生发表了不同于大多数人的观点。“我认为最应该得到药的应该是女性性工作者，因为她们传播艾滋病的半径最大，至于长卡司机、男男性行为者，其传播半径要远小于女性性工作者，而输血感染者和家庭妇女就更不用说了。”原来，一直在一线与艾滋病防控打交道的陈良医生是从控制艾滋病传播的角度来考虑“灵丹妙药”如何使用的，显然他没有落入李希光教授的“圈套”。他的观点得到了一位感染者的附和，“我也选择的是女性性工作者，因为她如果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那么长卡司机感染机会也就相应小很多，而司机家里的家庭妇女得病的几率就更小了，这等于一下救了3个人。”
   
    此时，李希光教授狡黠地承认，这个游戏里确实存在小小的“陷阱”，但促使大家落入“陷阱”的不是游戏本身，而是自己心中固有的道德标尺，是大多数人日常接受到的社会信息的本能反映。很多人把艾滋病和不良性行为、吸毒联系到一起，认为感染者都是不道德的，但事实上，不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通过何种途径感染的，都不应因为感染途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为感染者贴上道德标签的想法却随处可见——景军教授在培训班上就讲述了一个自己的亲历。他曾到某地实际体验了一下自愿咨询检测（VCT），当他一进门说怀疑自己可能染上艾滋病病毒时，工作人员第一句话就是“看你这脸色，不像吸毒的”，接下来的一句话则是“今后离小姐远点”。专业的咨询人员尚且如此对感染途径百般好奇、津津乐道，普通公众自觉不自觉地为感染者贴上道德标签就更不足为奇了。
   
    类似的，我们对于一位“艾滋病形象大使”兼公众人物那段“我们能够成为宣传员，一方面说明我们都是幸运的健康者，没有传染上这种可怕的病毒；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生活检点，没有那些不良嗜好”的说法中，隐含的对感染者作出道德评判的思维方式也就见怪不怪了。
   
    记者手记
   
    作为上述游戏的一位参与者，记者也为这种道德评判的根深蒂固感到困惑。道德标签更深层次的内涵就是歧视，我们的媒体记者、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的公众人物在口口声声“关爱”的同时，却自觉不自觉地以道德标准对感染者进行衡量评判，这似乎反映了我们的所谓主流社会依然没有将感染者视为平等的对话伙伴，没有给予他们更多更宽松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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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数”与“多数”之辩
   
    “他们追赶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没有抗议；他们追赶工团主义者，我不是工团主义者，所以没有抗议；他们追赶罗马天主教徒，我不是罗马天主教徒，所以没有抗议。然而，后来他们来追赶我，但是，再没有人来为我抗议了。”这是从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尼莫拉牧师的临终之语。
   
    这段话是在三天培训中的最后一天下午的最后一堂课上，被讲者——清华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景军教授引用来作为最后结语的。他希望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尽管感染者目前只有84万，是社会中绝对的少数，但是我们并不能打着保障大多数人的旗号去限制、侵犯感染者的利益，因为所谓的少数、多数，其界限往往并非那么清晰，正如他所引用的上面这个极端的例子。
   
    事实上，从培训之初，感染者个人权利和社会公共健康权益的关系问题就一直没有过离开讨论的中心——头一天上午，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的主持下，一个又一个的“靶子”就接二连三地抛到了大家面前：
   
    ——今年2月，云南实施一项新规定，要求任何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阳性的个人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将结果告知配偶，如果拒绝的话，则专业的医疗工作者将承担这一任务。

    ——成都某医院在术前例行强制HIV检测中，一位农村老者初筛呈阳性，之后检测结果又多次反复，在饱尝了世态炎凉之后，最终的检查结果确认其艾滋病病毒抗体为阴性。“一个‘阴性’救了十几条命，否则我们全家人都准备好坐上中巴车冲向悬崖了。”——“劫后余生”的当事人如是说。

    ——北京某医院接诊一位急性胰腺炎患者，术前验血发现其HIV呈阳性后，拒绝为其进一步治疗。好在这位被迫接受“保守治疗”的感染者最终得以康复，胰腺炎没给他继续带来更多的麻烦，但却引来了不少感染者赴医院对其表示声援。
   
    在一番七嘴八舌的众说纷纭之后，“靶心”很快转向了目前不少医院存在的一些漠视感染者隐私权、健康权以及人格尊严的做法上。
   
    有人站起来表态：站在公众利益的立场上，医院采取一些措施以保护大多数人权益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这一表态很快引来强烈反弹：少数人就必须牺牲自己的利益吗？什么才叫做“大多数”？怎么去抽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资源室主任王若涛研究员作为当天上午的两位主讲人之一，此时也忍不住要站出来阐明一下自己的立场——价值中立。他为“价值中立”这一抽象的概念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在上帝把你降生到人世时，你可以是任何人。”在他看来，你可能是感染者，也可能是医生或官员，而这就是制定一切政策的基础。其政策导向应该不因任何群体的利益而偏移，体现的是社会的公正，这样就不会出现弱势群体利益在保护大多数人的名义下被堂而皇之侵害的局面。
   
    记者手记
   
    少数服从多数，在我们的社会里似乎历来都是毋庸置疑的铁律之一。艾滋病歧视也好，乙肝歧视也好，都反映的是所谓大多数对少数、对异类、对边缘人物的话语权、生存空间的剥夺和打压，然而这种所谓的主流民意就真正能代表公众利益吗？新闻传播领域中有一个“沉默的螺旋”理论：尽管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媒体上宣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但与主流媒体上的主流价值观和世界观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因为不愿意被大多数人视为另类而被孤立，只好要么加入主流的声音，要么把观点和态度藏匿起来保持沉默，这样剩下来的多数人意见就会变得更加强大。目前感染者所面临的社会生存状况也与此类似，但愿这种少数与多数之辩到最后不要重演尼莫拉牧师的故事才好。
   
    三、艾滋病患者孟林的十年
   
    孟林，爱之方舟感染者论坛项目负责人，某领域的成功人士，国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病后最长存活时间记录保持者，本次培训班中非官方渠道请来的学员。从培训班头一天的课开始，他就不断向讲者、向官员、向记者提出各式各样不乏偏激的问题。
   
    偏激背后的孟林，当初也有着一段与其他感染者相同的经历——发现染病；在疾病与死亡、悔恨与哀怨、愤怒与痛恨、歧视与遗弃中感受压力与绝望；自暴自弃甚至自杀……幸运的是，他活下来了；更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徐莲芝。在《除夕前夜我的内心独白》一文中，他这样描述与徐莲芝的第一次见面——
   
    “大年初二的早晨，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我早早便赶到北京佑安医院，躲在医院大门口斜对面的车站旁，我徘徊了良久良久。那情形就像个被通缉的逃亡多日的小贼，在自首前作着最后的艰难的抉择；我不断地将遮阳帽压得很低很低，透过大大的深色墨镜，窥视并竭力躲避着每一个与我擦身而过的行人——尽管在出门之前我对着镜子确信自己不会被熟人认出来，但是我仍然惶恐不安。远处，一位老人也站在寒风中默默地等待着，在寒冷的风中她是那么地安静，那么地慈祥，那眼神无异于一位母亲在企盼着儿子的归来！四十分钟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拖着铅一样沉重的双腿移向医院的大门口。
   
    “徐妈妈微笑着迎面走来，老人家其实早就注意到我了。她迎上来，一下子拉住了我快要冻僵的双手：‘我叫徐莲芝，你就是孟林吧。’我也抓住了徐妈妈的手，抓住了希望！一股久违的暖流迅速传遍了我的周身，嗓子眼一阵哽咽，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接下来，徐妈妈拉着我的手一边往医院的院子里面走，一边责怪我为什么穿得这么单薄，嘱咐我一定要多穿些衣服，千万不要着凉。老人家始终拉着我的手，穿过空荡荡的楼道，走进空荡荡的诊室。没有穿白大褂，没有戴医用手套，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徐妈妈悉心为我检查身体，那情形就像母亲为儿子抚慰伤口，舐犊之情令我感怀至今。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徐妈妈慈母般的关怀和勉励下，我与艾滋病进行了长达将近十年的搏斗。”
   
    在培训班的3天时间里，记者得以与孟林聊起他这10年来的人生感悟。记者发现他其实十分理性，“偏激”在他这里更多的是一种为维护感染者权益所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他回想起10年前住院治疗时的情形：整日面对死亡、面对歧视、面对恐惧。在几乎绝望的时候，徐莲芝又一次给他带来生的希望——那是一种叫做鸡尾酒的疗法，当时刚刚问世。在倾己所能买下第一批药之后，身体有所恢复的孟林开始重新走入社会谋生，为了自己的救命药。

    孟林创业的艰辛也许外人很难体会，但他却很感念曾经帮助过他的每一位好心人。孟林告诉记者，从1995年发病至今，他治病的钱已经花了有二、三百万元，而所有这些钱都是自己挣来的。如今，在社会上他算得上是一位成功人士，而在感染者的圈子里他还是爱之方舟感染者论坛项目负责人，参与全国艾滋病信息资源网络中心的维护和《我们的声音》的编写。他希望自己能为感染者、能为艾滋病防治做一点工作，尽管，他心中有着太多的委屈和挣扎。
   
    在培训班赴佑安医院参观的时候，与学员们座谈的徐莲芝教授是这样评价孟林的：“我曾经亲手救回来的一位艾滋病患者，他非常感谢我，就用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方式来感恩。其间他不计报酬地做了很多事，遇到了不少困难，也受了很多委屈。”尽管内敛的徐莲芝教授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但感染者们都知道，“他”就是孟林。
   
    记者手记
   
    在孟林身上，记者可以清晰地体会到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发病10年还依然活得好好的，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不仅为每位感染者带去了信心和希望，其对生命的热爱也感染着他身边的健康人。然而，在发病之初，当面对种种难以忍受的歧视时，他几乎也忍不住要做出一些极端的举动。是徐莲芝，是那些对孟林们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充满爱心的医务人员让他读懂了什么是感恩，让他战胜了自己，让他走出了内心的阴霾，让他毅然决然地投身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来。由此可以看到，歧视与关爱的结局是多么的不同，感染者不仅能为感染者自己作出贡献，他们也有能力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现在想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也想请大家把我们这些患者当成一个普通人，因为我们和大家一样，我们生活着，我们挣钱养活自己，除了我体内有着艾滋病病毒，除了我每天要吃药，我们是一样的人。”
   
    四、“请不要以异样的目光看我，因为我就在你身旁。”
   
    在与7位勇敢的感染者共同学习、生活3天之后，记者对于Thomas（一位国内著名的感染者）的这段话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就拿它作为本文的结语吧。（感谢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及景军教授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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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共同发行的一套5枚邮政明信片“尊重生命相互关爱”中的一枚——“携手创造幸福生活”。图中的曹学良、王代英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发现感染HIV，2002年他们在一起帮助其他艾滋病患者期间相识，2003年8月正式登记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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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共同发行的一套5枚邮政明信片“尊重生命、相互关爱”中的一枚“我要创造奇迹，好好活下去！”。画面中的主人公黄昌其，来自四川省资中县公民镇，于1990年发现感染HIV，现在中英项目的帮助下经营渔业养殖。黄昌其也是本次培训班的学员。他告诉记者，在公民镇已经没有艾滋病歧视，感染者与普通村民相处融洽，他还被乡亲们选为生产队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