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纳入 48 名符合 DSM-IV 酒精依赖标准的不寻求治疗的重度饮酒者（16 名女性），参与两组饮酒周期，两组间期服用 1 周开放标签的纳曲酮（每日 100 mg）。在每个饮酒周期中，通过酒精冲动问卷 (Alcohol Urge Questionnaire) 和耶鲁渴望量表 (Yale Craving Scale) 评估饮酒渴望，并记录饮酒行为。在开始使用纳曲酮之前，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在杏仁核、海马、苍白球、纹状体、扣带回皮层和前额叶皮层中确定 KOR 的可及性。

　　

　　研究结果表明，在接受纳曲酮治疗后的第二个饮酒周期，参与者报告的饮酒渴望程度较低（p<0.0001），并且饮酒更少（p<0.0001）。观察到的饮酒量减少与纹状体（p = 0.005），苍白球（p = 0.023）和扣带回皮层（p = 0.018）的基线 KOR 可及性呈负相关。Voxelwise 分析确定了双侧岛状、前额叶和扣带回皮层集簇与饮酒量减少相关（p<0.0001）。此外，在所有评估的大脑区域中，KOR 的可及性在两个饮酒周期中均与饮酒渴望相关。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研究者得出如下结论：在纳曲酮治疗酒精使用障碍中，KOR 与饮酒行为和渴望有关。

　　

　　文献研究发现，KOR 可能会降低个体的享乐状态，从而增加通过外源性药物恢复享乐状态的趋势。一方面，delta 和 KOR（分别为 OPRD1 和 OPRK1）中的多态性影响纳曲酮对酒精接触的主观体验。此外，OPRK1 多态性还与更高的皮质醇水平、更大的应激诱导渴望以及可卡因成瘾的更大复发风险相关；另一方面， KOR 激动剂可恢复药物和酒精的寻求行为，而 KOR 拮抗剂可减轻可卡因戒断中抑郁样行为。该研究的发现，即具有较高 KOR 可及性的参与者在饮酒周期的渴望程度更高，这与后者的假设及其潜在证据一致。

　　

　　但是，该研究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低放射性示踪剂结合可能与低受体可及性、高内源性配体或两者有关，竞争性内源配体之一是强啡肽，不能排除强啡肽浓度差异导致的干扰；其次，该研究没有设置对照组，因此有可能是纳曲酮以外的因素导致在第二个饮酒周期观察到的饮酒和食欲下降，无法完全排除安慰剂效应。因此，需要审慎对待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