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据显示，2010年，联邦止咳露等6大止咳水出产商共出产了止咳水2000余万瓶，绝大部分回流至广东地区，而当年广东地区医疗机构共使用止咳水不足4万瓶，这意味着绝大部分可能被滥用。广州武警总队医院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近年收治的青少年中，有四分之一来自深圳，这意味着深圳是止咳水滥用成瘾的重灾区。虽然近年来，深圳市药监部门积极在学校、社区等地开展各类宣讲会，在流通领域严厉打击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溶液违法经营行为，但并没能真正遏制住青少年药物滥用现象。它如恶魔般诱惑着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们一步步走向深渊，给其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
止咳水滥用为何屡禁不止？早已被列为处方药的止咳水为何仍可以买到？提高监管级别限制止咳水的产销，加大对青少年的教育力度以防微杜渐……到底如何才能根治？
揪心之痛：
母亲拨打110
请求警方带走儿子
一瓶止咳水从四五年前的十几元，到近一两年飙升为五六十元。一个成瘾者每日至少要喝三支，这意味着每天要至少花150多元。“他一个月要花四五千元，喝了四五年，已经花了二三十万元。”陈洁表示，在帮助儿子抗瘾的这几年，除了金钱，全家更受尽了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
“我孩子现在20多岁了，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应该是最幸福的时候。结果现在却全家被止咳水害得生不如死……”在采访一开始，陈洁（化名）就含着眼泪向记者抗诉着止咳水对这个家庭带来的伤害。
陈洁的儿子小司喝止咳水已经四五年了。高二的时候，陈洁发现他精神不振，经常赖床，不愿意上学，而学校老师也经常打电话来告知儿子不来上课。“起初我不相信，因为儿子在我面前一直很乖，有一次我偷偷跟踪他，发现他从学校出来后走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拿着一支药瓶兑着冰红茶喝，我才相信了。”
“在儿子开始喝止咳水的头一两年，我并没有意识到孩子喝止咳水有多严重。”陈洁说，直到高考那一年，小司连考试都不想去，陈洁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为孩子担心起来，“虽然最后他还是去了，但考得很差，而上瘾也越来越严重。”
于是，小司的身体开始变胖，嘴一张便能看见满口烂牙，手也出现抽搐。高考失利之后，小司便待在家里没有继续上学，“基本上每天就关在自己房间上网，从来不让我进去。有一次我们连哄带骗让其去外地戒瘾，我打开他的房间，发现至少有几百个空瓶子。”陈洁说。
自从小司上瘾之后，要钱成了小司的家常便饭。“他的脾气也变得非常暴躁，没瘾的时候叫着牙疼，一个劲向我们忏悔不该喝。但等到瘾来了想喝的时候，就伸手要钱，要150元，如果只给140元他都要发飙。”陈洁说，“家里光电脑就被他偷偷拿出来卖了好几台，有一次，我不给他钱，差点拿凳子砸我，还掐住我的脖子，就跟魔鬼一样。”
一瓶止咳水从四五年前的十几元，到近一两年飙升为五六十元。一个成瘾者每日至少要喝三支，这意味着每天要至少花150多元。“他一个月要花四五千元，喝了四五年，已经花了二三十万元。”陈洁痛心地说，“这种东西害人害己，我们都不愿意掏钱，他就开始偷我们家里的钱拿去买止咳水，没有钱就拿家里的手机和电视机卖掉换钱去买。有一段时间，她还托关系给儿子在一家公司找了个保安的活，希望他有个寄托能戒掉心瘾。让陈洁没有想到的是，儿子开始到处借钱，从公司老总到保安都借，借到最后没有人愿意借给他了，最后被送到派出所我都不愿意把他领回来。”
在想尽一切办法之后，陈洁也感觉到非常无力，“他的人生已经被毁掉了，每天就宅在家里上网，也不去社交，偶尔出去的话一定是买止咳水。”陈洁说，为了不让儿子喝止咳水，她还曾多次拨打110报警让人把儿子抓起来，“与其让他喝，还不如把他抓走，让他与外界隔绝就行。但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直接说，这不是吸毒，管不了。”
在帮助儿子抗瘾的这几年，全家也受尽了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为了帮助孩子戒掉药瘾，甚至都举家搬迁了，希望住到买不到止咳水的地方，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孩子的情况，认为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因此平时大家很少交流。”
监管尴尬：
无法控制的流通源头
从目前来看，在深圳非法渠道销售的止咳水几乎均来自外地，因受地域限制，深圳药监部门很难进行监控，执法也很难有针对性。“本地上游管住了，外地管不住；正规渠道管住了，地下渠道管不住。法律在打击止咳水上有缺失，而且因为违法成本低，不少零散商贩在被打掉后又经常死灰复燃。”
“有时候非常痛恨那些卖药的人和监管部门，孩子随便就能买到那些药，你现在害我的孩子，将来不怕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害吗？监管部门又干什么去了，为何不把这些人抓起来呢？”谈到害人的止咳水，陈洁气愤至极，把“枪口”对准了药店和监管部门。曾有五六年止咳水成瘾史的晓峰（化名）也透露，对于成瘾者来说，要找到货源并不是问题，“在一些网吧附近的便利店、水果店就是买止咳水的窝点，老板已经认识了这些成瘾者，只要他们说一个暗号或者经熟人介绍过去就能拿到止咳水。”晓峰说，“只要你喝，就不愁没有药。”
深圳药监局直属分局业务二科科长阳金平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打击和整治，深圳正规药店比较难看到随便可买到止咳水的情况，但是正规渠道销售没了之后，止咳水的销售都转入地下渠道销售了，“止咳水销售现在主要在网吧、学校周边及城中村的水果店、士多、便利店、杂货店等无药品经营资质的商店中销售，销售网络已悄悄地转移到市内各中小学附近。”阳金平说，由于不是药店，药监部门不能进行日常监管，“只有市民举报了，我们去查，才能以无证经营药品为由责令改正并处以少量罚款，许多不法分子就是钻了这个空当。”与惊人暴利相比，贩卖此类药物的违法成本低是让不法分子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这也给监督执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不过，现在商店非法卖止咳水给青少年，往往伴随有非法贩卖盐酸曲马多片现象，“而曲马多片属于第二类精神药品，如果非法贩卖精神药品就属于贩毒行为，这样就可以与公安部门联合执法，对嫌疑人进行刑拘和逮捕。”阳金平说。
而在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溶液的上游监管方面同样也存在着漏洞。记者从市药监局获悉，深圳本地的止咳水生产企业、止咳水批发企业均已纳入药品流通电子监管网，药监部门可以实时网络监控其止咳水购销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就可立即实施检查。“但是，从目前监管情况来看，在深圳非法渠道销售的止咳水几乎均来自于外地，因地域限制，深圳药监部门难以对此进行监控，执法难有针对性。”市药品监督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黄晓战说。
今年6月，罗湖法院对深圳市新天地药业有限公司非法销售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该公司总经理蔡义坚、副总经理陈水亭等7人犯非法经营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分别被判处12年至1年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这是深圳市药监局成立以来案值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非法经营止咳水类案件。据悉，该公司于2008年至2010年，以经营药品为掩护，从河北、四川、浙江、江苏四省购进止咳水440万瓶，采用现金交易、不开发票的方式，将大量止咳水销售给没有经营资质的网吧、便利店、歌舞厅等场所，累计获利超过1000万元。
深圳市药监局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该案件正是止咳水在流通领域无法监管的一个最佳案例，“本地上游管住了，外地管不住；正规渠道管住了，地下渠道管不住。”而该案涉案人员最后被以非法经营罪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来判刑，恰恰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法律在打击止咳水上的缺失，正是因为如此，导致违法成本低，不少零散商贩被打掉后又经常死灰复燃。
解困之路：
宣传教育
会是治本之举？
止咳水滥用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要防治被滥用的根本办法在于整个社会的宣传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学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非常重要。要告诉孩子，非医学目的使用药物的危害有多大，从小教育孩子要有一个意识，药物是用来治病而不是用来玩的。
既然监管不住流通的源头，为何不能控制止咳水的生产源头呢？深圳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止咳水是一种传统镇咳用药，在治疗咳嗽方面很管用，正常使用也是安全有效的。只有当使用大剂量时，才极易成瘾，对人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甚至危及生命。“因此，不能不准企业生产止咳水。”该负责人说，从控制止咳水被滥用上来看，提升对止咳水的监管级别或者限制数量的生产也是可以考虑的。不过，由于我国药品生产审核和监管上面的脱节，导致生产和监管上很难达到一致，“企业生产的种类和数量是由国家药监局审核，而监管是各地方在做，各地监管的时候不知道企业生产的量有多少，又流向哪些地方，所以监管还是会出现漏洞。”该负责人透露。
不过，对于提高药品监管级别、控制生产源头的作法，何日辉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他看来，这是治标不治本。“提高监管级别后，滥用者又会找其他的药品来替代。”何日辉说，当止咳水被纳入处方药后，很难在正规药店买到，一些想要喝的人就买其他的药物来替代，有的甚至用盐酸曲马多等精神药品或者K粉等毒品来替代。“不单只滥用曲马多或者止咳药水，他们常常会把止咳药水与曲马多、美沙芬、晕动片、安定这些药混在一起吃，从而形成‘多药滥用’。”何日辉说，最后发展成滥用“K粉”、“摇头丸”等新型毒品，“换句话讲，止咳药水和曲马多等处方药的滥用虽然不是吸毒，但却是吸毒的敲门砖。”
何日辉也指出控制生产的源头，限制生产的数量更是不可取的。他说，药物滥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新的流行趋势，如果一觉得出问题就把责任推到政府和监管部门这是不理智的。“生产是一种市场行为，企业是没有错的。”何日辉说，从社会角度讲，一方面可能政府需要控制生产，但是控制生产后也会带来一种不可估量的后果，“中国还有一些地下药厂，把正规药厂的数量砍下来了之后，可能就从地下渠道上来了。正规渠道药品数量减少了，药品价格上升，非法份子就有利可图，就会转向买地下工厂的要，这样使地下渠道生产的药品进入合法渠道，为地下市场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何日辉说，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人去生产，而且地下工厂生产药大部分是的假药，这比正规的药危害更大，实际上做一个好事，可能害了孩子。“马克思说了只要利润达到30%，就会有人会铤而走险去生产，何况地下生产止咳水的利润不止30%。”
何日辉说，止咳水滥用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要防治被滥用的根本办法在于整个社会的宣传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学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非常重要。止咳水的非法销售者的对象是一帮有着青春烦恼、自我保护意识不强、认识不足的中小学生。何日辉介绍，该中心收治的患者中，有87％是在中学阶段第一次滥用药物，“这提醒我们，针对中学生的宣传教育非常重要。”同时，大部分的成瘾者的家庭也存在一定问题。“成瘾者的家庭大分为三种类型。控制型父母，孩子不听就打骂，教育方法简单粗暴，不尊重孩子感受，伤害其自尊心。忽视型父母，忙着做生意，对孩子不够关心，给的零花钱又较多，孩子与父母沟通少或者单亲家庭。溺爱型父母，孩子较为任性，由于家庭优越，无生活压力，也没有前进动力，心灵空虚。”何日辉说，“实际上，止咳水成瘾，就意味着家庭关系以及教育出现危机。”
“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要告诉孩子，非医学目的使用药物的危害有多大，从小教育孩子要有一个意识，那就是药物是用来治病而不是用来玩的。”何日辉说，而且在这种宣传教育中，学校、药监部门、卫生部门、公益组织等都要参与进去，把宣传教育深入到学校，把滥用药物的宣传教育提高到禁毒的高度。“只有通过宣传教育让青少年知道了药物不能滥用，才能减少止咳水需求，需求少了，供应也就会减少，这才是治本。”
香港模式：严控源头+社工心理辅导
■他山之石
记者曾做过一次小调查，看在香港的药店能否买到联邦止咳水，在走了三四家后均没有止咳水出售。一家药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香港的药店几乎都买不到这种含可待因的复方口服溶液，因为香港的药店不允许销售这类药品。
香港是如何做到止咳水销售市场的监管呢？专门进行青年药物滥用服务的社工组织负责人邓国禧告诉记者，药物滥用其实在香港，也是一个难题，在香港青少年滥用药物群体中，止咳水滥用人数排第四。因为止咳水有其功能性存在，无法完全限制其生产和销售，“限制了香港本地的生产，有从内地和国外的产品进来。”不过，香港在监管方面还是做得不错，“止咳水在香港是一种处方药，如果出现违法销售，那么药店会被检控，药剂师会被起诉，药店将无法营业。”邓国禧，“而且在药店买到这种止咳水，也必须在药剂师的指导下，当场服用，以防一次服用过量。”
邓国禧指出，止咳水脱瘾的难度非常大而且很复杂，这种滥用止咳水的害处不是像吸K粉一样容易显现，一般出现成瘾问题就是饮用了3-5年，而且复吸率很高。因此，为了帮助滥用人群脱瘾，香港建立了专门进行青年药物滥用服务的社工组织。邓国禧介绍，该中心帮助青少年戒止咳水的模式主要是非住院模式，而非住院模式又分为院舍模式和心理辅导模式，“所谓院舍模式并不是指住院，而是根据成瘾者的饮用年限、其可待因含量以及精神萎靡程度来评估，心理问题很严重者，先在中心住一个月慢慢脱瘾，然后再进行心理辅导。”而非住院模式则是会派出社工进行心理辅导，并且有生理医生来进行跟踪，“通过心理的辅导，很多人有很大的改善。”
因为止咳水像K粉一样，市面上很难避免，很多工厂也通过非法的渠道生产。因此，该中心非常注重在社区的宣传教育，“有的人喝了止咳水会认为精神更加专注，心理上得到满足，但并不知道自己上瘾了。对于这种情况，如果他们没有选择求助，我们会等待其求助。而其家庭成员如果意识到有家人上瘾，就可以跟我们联系。通过宣传和教育，我们可以告诉成瘾者及其家人，喝止咳水的危害有多大，哪里可以得到救助，教工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邓国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