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化行政举措，解决具体问题。2008年颁布实施的禁毒法对禁毒工作的组织体制、综合治理、禁吸戒毒、宣传教育等作出全面规定，但作为全国统一的禁毒立法只能对普遍性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这就需要具有微观性的地方立法发挥配套、细化功能。在禁毒委机构法定化的原则性规定下，各地条例进一步明确了责任主体、责任内容等， 为各种综合治理举措“活起来”提供了保障。禁毒法、《戒毒条例》建立和完善了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自愿戒毒四大戒毒制度，各地条例对戒毒措施的相互转化衔接作出规定，使戒毒服务管理工作更顺畅有效。山西将“出所必接”经验固定下来；浙江、广西等将禁毒治疗项目纳入公共医疗保障体系；山东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是未成年人或者生活不能自理人员的唯一抚养人、扶养人、赡养人的，规定应对未成年人和生活不能自理人员予以妥善安置；甘肃规定对吸毒人员个人信息依法保密；河南规定动态管控期间吸毒人员不能从事机动车驾驶、高空作业、医疗教育等岗位工作。这些举措是对吸毒人员“治”“罚”并举原则的具体体现，使得戒毒康复制度更加完善。未来，在禁毒委成员单位的分工配合、协作机制，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考核机制、责任厘定、沟通机制，发挥社会工作等专业服务中介力量，形成统一的需求对接、转介合作平台，提高宣传教育的科学性、可及性等方面，地方性禁毒法规还可作出更为精进的规定。

　　

　　补充法律空白，开展前沿探索。地方性立法除了补充国家立法的功能外，还具有创新性、前瞻性特征。遵循刑法罪刑法定原则，毒品类型需由法律明确规定，这也造成目前世界各国对新型毒品的管制均出现一定滞后。我国采用“列举加概括”的毒品定义模式，通过目录增补方式对作为新型毒品代表的新精神活性物质进行管控，并启用临时管控程序加以强化。但这些均属事后管控，对事前管控尚未涉及。2020年出台的《北京市禁毒条例》中出现了“早期预警”制度，即对某种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进行滥用危害评估，并进行提早预警。云南省则建立了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监测报告制度，确定可疑物质为新精神活性物质后，向国家禁毒委报告。这些灵活靠前的措施对刑法的结构性缺失形成补充，阻却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并可为立法管制提供参考。制毒物品是新精神活性物质管控的重要节点。刑法司法解释规定制毒物品划定范围依照易制毒化学品目录确定，但伴随毒品市场的快速变化，超出目录的新型制毒物品不断出现。为应对这一现状，云南、四川等地禁毒条例对尚未纳入国家易制毒化学品管控但易用作制毒原料或者配剂的化学品的管控作出授权，在行政法层面对制毒物品的实质化认定作出探索，推动以制度化源头治理消除犯罪隐患。相信在制毒物品治理受到更多重视的背景下，这方面的地方立法还会增多。

　　

　　创新制度机制，完善社会治理。毒品问题有赖于社会综合、系统治理。一定程度上，地方性禁毒法规在毒品衍生社会问题的治理中发挥了引领性作用。在毒驾入刑受到违背刑法歉抑性原则、效果不确定、标准不明确等争议时，地方性禁毒法规及时出手，浙江、江苏率先以注销吸毒成瘾未戒断者驾驶证和不予受理吸毒成瘾者驾驶申请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有效化解了社会治理难题。山西等地的禁毒条例规定，对公共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的岗位应建立“毒筛”制度，这对禁毒法的“涉嫌违法启动检测”规定形成但书，拓展了防范毒品引发次生灾害的制度链，为相关执法提供了依据。为引领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上海市禁毒条例》最先对涉毒人员文化市场禁入进行规定，《北京市禁毒条例》发挥行业组织自律作用，抵制演艺人员吸毒行为，这些为全面建立综合治理、自律优先、依法依规、公平公正、保障权利的演艺人员“禁演”制度作出有益探索。在利用“互联网+寄递”实施毒品犯罪活动高发的背景下，多地禁毒条例对相关责任主体建立了行政处罚、报告义务等制度，如广东对未建立禁毒安全保障制度，导致承运毒品的物流企业开出20万—50万元罚单。当前，农村毒品问题治理、新精神活性物质治理等方面都强调禁毒工作与其他工作的融合发展、整体推进，地方性禁毒法规仍有较大作为空间。

　　

　　禁毒法治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地方性禁毒法规在纵向上保障禁毒法律、行政法规在地方的实施，在横向上畅通不同制度之间的衔接，做出创新，积累经验，不仅为提炼共性，推动行政立法从分散走向整体作出贡献，更为全面提高禁毒社会共治水平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