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烟枪（照片三、照片四）的组合非常复杂，但却不缺其艺术品味。烟嘴以银包裹，银面精工细作，工艺雕琢非常精美，上下各饰一周回雷纹，回雷之间饰精美的花鸟纹；枪杆是由非洲犀牛角、象骨、铜器组合而成，在铜器部分上下各贴塑一支蝙蝠，蝙蝠之间则贴塑一个“寿”字与一个杂宝图案，寓意福寿；烟头包铜，形似蟾蜍纹卧式，蟾蜍背面分别饰一圈菊花和一周连珠纹；烟葫芦由紫砂烧制而成，呈陀螺形，上面刻绘着兰草图画，画中刻“仿板桥道人笔法”落款“恒富”，说明这支烟枪的主人为“恒富”。其中可以看出这是具有一定身份人的用品。

　　这支烟枪（照片五、照片六）通体用白铜制作而成，烟嘴配以质地较好的翡翠，杆身主要部分刻划着花卉缠枝纹，两边都刻有边珠纹和云雷纹，烟头则以爪棱形套上烟葫芦，烟葫芦以紫砂炼制而成，呈陀螺形，上绘有石菊图案，画的左侧写有“庚午夏吉生作画”。

　　以竹制作烟枪较为普遍，但竹烟枪也不乏精品，就照片七和照片八中的烟枪，主体虽是竹杆，但烟嘴和烟底都配以较为名贵的翡翠，中间的烟头处则包白铜，白铜前后和中间都刻有镂空的寿字纹，并嵌有六棵宝石，八角立斗式的口与烟葫芦相接。烟葫芦为八方形陶制品，陶面上绘有石竹图，左侧写有“光庭写”字样。从整体上看，确有其秀与雅之感。从配套的翡翠和宝石，而且做工之精细看，可以断定这不是一般人的使用品。

　　老百姓虽然不是很有钱，但由于受社会的影响，也有相当部分人吸食鸦片。

　　照片九中的烟枪一看就知道属于那些普通的贫民百姓，枪杆由竹杆制作而成，两端则以兽骨器物相嵌，烟杆三分之一年包铜与烟葫芦相接，烟葫芦则是陶模制作，做工简单而粗。就如林则徐描述的那样“烟枪固多用竹，亦间有削木为之，大抵皆烟袋铺制。”而且没有任何过多的纹饰装饰，只要能用，能过吸鸦片的瘾就可以了。

　　而下面这支烟枪则是借助自然的树根，打造出来的一种烟枪文化。它的主体是一根经过细致加工过的树根，就是利用这一树根的自然特点，在末端安装黄铜包象牙而成一烟嘴，前头则安装了特制的陶烟葫芦，也是通过黄铜包扎的方法与树根相接。从烟枪的质地和艺术性可以判断，这把烟枪的主人非官宦人家，但也不会是富有之人，应该是具有一定艺术修养者。

　　从上述各类烟枪的型制与其配制的材料，可以看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使用烟枪的材质及其艺术体现性都相差甚远，说明了在清朝社会中，吸食鸦片的人群包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正如林则徐在奏章中指出：“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 [4]。清朝大员福康之子德麟，袭封贝勒，终日吸鸦片，直至死去；孙庆敏，袭封贝子，因吸鸦片而被革去职务。

　　除此之外，在鸦片泛滥的时代，烟具已经悄然演变成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一些达官贵人、富商大地主、大商人，从品质到款式往往很注意，豪华者镶金嵌玉、饰以珠宝，价值愈万，末代皇后婉容的一套烟具，价值连城。在高档的烟馆里，烟具也极其考究，其烟枪有虬角象牙的，有广竹湘妃竹的，有甘蔗枸杞藤的，各式兼备，一枪之值高达百余金。一种大罗枪，更为名贵，以三千金易得。从烟具之镶金错玉，饰以珠宝以及富翁烟具之多之精美来看，吸烟已经成为可以赏玩的“雅事”，在吞吐之际，玩赏各种精美绝伦、高雅华贵的烟具，既满足了烟瘾，又显示了富贵，消磨了大量悠闲的时间。

　　但无论如何，这些东西对于社会发展都是不可取的，都应该成为人们必须唾弃的东西。然而，作为博物馆收藏和展示这些鸦片烟枪，不是简单地让人们了解它所包含的艺术性，而是希望人们通过对它们的展示，能够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那段沉重的历史，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帮助人们对鸦片战争史能够有更为深入和客观的分拆和研究。通过陈列展示鸦片烟枪，让人们了解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前车之鉴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1]，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06：485

　　[2]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08：14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92-12：270-274“湖广总督林则徐奏复黄爵滋塞漏培本之折并酌议禁烟章程六条折”